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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夫家。舊時代的婦女,其夫權意識之強固,絕非一場革命所能撼動。在大革命的風暴洗禮下,由於少數城裏來的共產黨人的參與鼓動,少數地方的婦女有組織地參與放足、剪巴巴頭(剪短發)、禁止虐待媳婦、幹涉丈夫毆打妻子等活動,並不見得就等於夫權掃地,至於在革命的動蕩中無視族規戒律,衝進祠堂吃酒,甚至將族尊老爺綁去戴高帽子遊街,也不過是最底層的農民對壓在頭上的固有權力的強烈不滿的一種發泄,隻是這種發泄的過程中有他們的婆娘參加了而已。掃蕩神權,一直是那些學生出身的共產黨人特別熱心的事情,在革命高潮中,那些窮苦的青年農民雖然會跟著打菩薩,但這種行為絕不可能得到大多數農民的衷心擁護。中國農民雖然年輕時對神佛比較看輕,可一旦年紀大一點或者受到挫折、有所祈求時,就自然會加入到求神拜佛的行列中來,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說,他們之所以順從學生娃的砸廟打菩薩的行為(從毛澤東的考察報告來看,農民當時還是有反對的表示的),是因為農民運動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好處,跟這些分量很重的好處相比,講究實際的農民自然要遷就一下那些對“神權”的過激行動。
盡管在大革命的農民運動中族權、神權和夫權並沒有真的被動搖或打倒,但在那個時期農村所有的文化生活還是被農民運動打亂了,所有的活動都圍著農會轉,如果當地農民協會的領袖具有禁欲主義傾向,那麽吃酒唱戲、連帶麻將、紙葉子統統絕跡,如果趕上某位農會領袖從前是個賭徒,那麽也許一切都會反過來。農民政權處理日常政務幾乎完全憑鄉裏的道義和感覺經驗,領導人的個人素質更是會影響政務處理的方向。其實,即使是再革命的農會領袖,也未必會真的有多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知識,支配他們行為的還是往昔文化熏陶出來的價值取向,隻不過,這種取向以一種變了形的方式表現出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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