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1/2)

但是，商鞅雖然已經將保甲的精髓付諸實踐，卻偏偏沒有想出保甲這個概念，保甲之名的發明，應歸功於中國曆史另一個大大有名的變法者王安石。但是，當年王安石的所謂保甲，跟後來國民黨實行的，以及在我們的常識中所講的保甲仍然不是一回事。王安石變法實行的保甲製，其中的“保”是以家戶為基礎的鄉村編製，十家為一保，上麵還有大保和都保，而“甲”卻不像後來那樣是保以下的單位，而是以保丁為基礎的另一種與保平行的編製，實際上屬於另一種“鄉兵”製度。因為北宋積弱積貧，冗兵冗官為曆朝之最，其中軍隊既龐大又無用，在麵對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時候感到十分困擾，既敗於遼，複敗於西夏，隻得交出越來越多的“歲幣”，以求暫時的安寧。北宋長期實行的是募兵製，仗越是打不好，兵就募得越多，一邊是年年拿錢給人家買太平，一邊是花更多的錢來養兵，使得財政不堪負擔。王安石變法實行保甲製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募兵製的問題，想利用過去寓兵於農的辦法，推行保甲，兩丁抽一，逐漸加以訓練，最後取代由招募來的士兵組成的職業軍隊。因此，雖然王安石保甲製也有互保連坐的內容，但主要是為了恢複類似唐代的府兵製，立意在改換一種新的國防體製。

國民黨政府在確立統治的最初幾年，在農村基層推行的是“鄉村自治”，仿照西方和日本實行一種新的地方區劃的轉變，實行區一鄉鎮一閭一鄰的政權體製，但是，蔣介石很快就發現，“鄉村自治”根本不合他的脾胃，不僅難以實現強化國家政權的目標，更難以對付日益滋長的紅色反抗。1931年6月，在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的當口，蔣介石決定在“剿匪區”的江西修水等43個縣試行保甲製，取消舊的鄉村政權編製，不久又將此辦法推廣到整個江西。第三次“圍剿”的失敗，給了蔣介石較大的刺激，意識到對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僅僅靠軍事“圍剿”不可能解決問題，必須有相應的農村改革措施，他接受了幕僚們提出的剿共須“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在推行軍事政治改革的同時，下大力氣在所謂的“剿共區”，即有共產黨紅色根據地的區域推行保甲製。

由於第四次對蘇區“圍剿”的主要方向是鄂豫皖根據地，所以，在1932年8月，蔣介石公布了《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施行保甲訓令》，宣布了蔣介石政府對於前階段地方自治政策的改弦更張。同時，頒布了《剿匪區內各縣編查保甲戶口條例》，正式開始推行保甲製度。在蔣介石的訓令中，詳盡地列舉了前階段實行的農村地方自治的七大弊端，雖然他也說了人民未經訓練、政府辦事不力和土豪劣紳借機欺壓農民等問題，但最重要的在他看來，則是地方自治所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極大地妨害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使得政府人員缺乏威權。“蓋自治職員既由普選而致，必求結歡世好與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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