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1/3)

江南地區實行新的“鄉村自治”，從政府意圖上講雖然說不上有什麽成效，但在名義上卻多少有助於古老的“自治傳統”的保留。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帶長江三角洲地區，有著幾百年發達的商品經濟，同時也有著比較完善的鄉紳“自治傳統”，而且，自南宋以來，這個地區的文風一直很盛，不僅有著悠久的學術風習，同時也擁有明清以來最多科甲之士。盡管進入近代以來也同樣遭受軍閥政治的磨難，但畢竟所受戰亂之害相對要少，傳統的遺風尚有留存。所以，當實行新的村製的時候，借助“鄉村自治”的招牌，類似傳統鄉紳的威權行使方式也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刺激而有所激活，浙江的“鄉村自治”之所以更多地尊重鄉紳的意誌（盡管這些鄉紳已經有些變質），顯然是由於鄉紳自治的方式在那裏還相當有效。而與浙江北部同屬一個文化區域的蘇南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地方精英沒有其他地區武化和劣化得那麽厲害，他們相對來講要多一點“文化顧忌”，當上頭要拿他們開刀、損害他們利益的時候，他們的反抗往往采用隱蔽的方式，但卻一樣有效。由於這些地區相對比較富庶，階級關係自然不那麽緊張，傳統或者類傳統的農村結構留有更多的殘餘，國民黨政府的鄉村自治雖然本意是強化國家政權對基層的控製，但由於打著“自治”的招牌，而且推行得十分馬虎，所以對鄉村的損害並不大。費孝通先生的著名的《江村調查》，考察的對象是太湖邊的開弦弓村，此村在費進行考察時（1935年）並未被納入保甲製中，因此還是江蘇實行“鄉村自治”時的村製，費在調查中提到了村政府和村長。按說此村人口有1400餘人，如果按滿百戶即可設鄉的規定，無論如何應該是一個鄉的建製，可能由於這是一個完整的自然村，所以人們習慣上依舊沿襲傳統的稱謂。費的調查提到，此村的老村長姓陳，是位前清的秀才，到城做過館（家庭教師），民初曾當過村裏小學的校長，當村長後，“根據不斷改變的行政係統的任命，他得到了各種正式的頭銜”，也可能被任命為“鄉長”。據費說，這位老村長在村裏很忙，也有很高的威信，但家境也很不錯（雖然不是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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