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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利和尊嚴的措施是格格不入的，任何人或者政府都沒有辦法將它們放在一起在基層實行，如果真要實行的話，結果隻能是後者吞噬了前者，即便如此，前者的官樣文章也會妨害後者的實現。
保甲製的推行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各方麵的批評，有意思的是，許多批評往往集中在保甲破壞了農村原有的“自然狀態”上，比如陳虞孫說保甲製人為地割裂了農村原有的居住結構，隻是為了將農民割裂成許多不相協的單位，以便於分而治之（陳虞孫，1946年）。費孝通的批評最為學理化，在他看來保甲製隻是將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築到了每家的門前，但傳統的自下而上的渠道卻阻塞了。關鍵是破壞了傳統農村鄉紳自治的結構，隻要鄉紳進入到保甲之中，那麽就變成了上傳下達的政府工具（費孝通，1948年）。但是，這種對傳統農村“自然狀態”的破壞，卻並非國民黨政府開始的，實際上在國民黨當政之前已經在進行了，國民黨政府隻是以一種非常不合時宜的方式強化了這種趨向而已。
即使從國民黨的角度出發，保甲製的實行也是完全的敗筆，國民黨政府推行保甲，盡管花了很大力氣，進行了還算周密的規劃，其實並沒有實現建立了一種軍事化統製性很強的下層組織的目標，從頭到尾充斥著遏製共產主義勢力的功利精神，使其行為一直在臨時措施和長遠規劃之間徘徊。從實行的效果看，隻是將國家政權在形式上延伸到了每家每戶，但實際上則是將原來土豪劣紳地方勢力的惡行合法化，並且背在了國家政權的身上。顯然，由國民黨中央政府主持的這項農村政權改革，效果比晉係和桂係的類似改革還要差，國民黨政府的社會動員能力在農村幾乎等於零，除了暴力強製，甚至連收稅勞役和征兵都無法實現。國民黨的係統早就蛻變成了特務組織，隻在城市和軍隊裏還能發揮作用，在農村，作用卻幾乎等於零，國民黨政府隻能依靠那些蛻變了的地方精英實現統治，而在實現統治的同時，則伴隨著無窮無盡的妥協，並隨著共產主義勢力的日益壯大而賦予地方精英越來越專製的權力，在共產黨普遍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的時候，這一係列製度和措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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