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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發生蘇維埃的區域,階級或者說實質上是貧富的對立異常的激烈,原來的地方精英和一切有錢人與貧苦農民的關係,已經變成了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式的——全部或者全無的邏輯。清末民初以來長期的貧困化和政治惡化造成的貧富對立,社會調解餘地的減少,至少是準備了階級鬥爭的條件,經過紅色革命的中介作用,使得農村的人際關係產生了貧富兩大陣營的斷裂,任何回旋的空間已經不複存在。紅色政權發生的地方,地主豪紳或者在鬥爭中死去,或者逃到城市(剩下來的隻是苟延殘喘),據說吉安和贛州一度一下子就添了幾十萬逃來的“難民”,在國民黨統治區和蘇區交界處的地主豪紳,往往組織“靖衛團”“守望隊”之類的武裝專門與紅軍和蘇維埃作對。幾乎是所有的有錢人,都與蘇維埃政權勢不兩立,逃進城裏的即使在城裏做苦工,妻女淪為娼妓也不敢或者不肯回鄉,而地主武裝也往往表現出比從前的民團更強的戰鬥力,有時居然能與紅軍的主力部隊對抗。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劉安恭(此人曾留學蘇俄學軍事),就是碰到這樣的地主武裝而犧牲的。他們對蘇區的農民往往帶有複仇的心理,非常的凶殘,不僅燒殺搶掠,甚至以挖心剝皮的手段來對付農會和蘇維埃政權中的積極分子。當時湘贛邊區給中央的報告裏曾經談道:“豪紳對農民極主徹底殘殺,軍閥則主剿撫並用,農民被正式反軍捉了的或可以不至於死,如被什麽清鄉委員會、剿匪委員會、靖衛團、保安隊捉了的,是萬無幸免的。”。反過來,蘇區的農民對地主豪紳包括富農也十分凶,蘇區的土地革命,曾經實行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在實際運作中甚至幹脆就是“掃地出門”,中央蘇區都發生將為地主做長工的人被當成地主“狗腿子”來打,甚至殺頭的現象,一位當過鄉蘇維埃主席的雇農,就差點被因此而處死。長工尚且如此,地主本人和家屬的處境可想而知。湘贛蘇區就出現過將“16歲以上卅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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