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1/3)

在這裏，最令共產黨人頭痛的是農民對政治的冷漠，因為不打破這種冷漠，就無法應付殘酷的戰爭。可是農民這種冷漠，卻不是簡單地靠政治宣傳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鼓動所能打破的，甚至在邊區第二次民選活動之後，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對於‘村幹部’的印象是：‘從前那一批人得勢，今天是這一批人得勢’”。他們依舊宛如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著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他們來說，無論誰當政，他們隻有麻木地服從，這種心態固然不會妨礙抗日政權的行使職責，但在日軍打來以後，也容易促使他們變成日本人的順民，這種狀況，顯然與動員全民抗戰的目標相距甚遠。要想將一向遠離政治的農民拉到抗日陣營裏來，使支援和參加抗戰成為他們的自覺行動，僅僅靠民族主義的宣傳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學者EdwardFriedman等人基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的調查所作的研究-ChineseVllage，SocialistState（《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鑒於一些農村長期處於與外界缺乏聯係的狀態，在沒有親身感覺到異族侵略的切膚之痛之前，想要成功地動員起處於那些地帶的農民投身抗日鬥爭，僅僅有宣傳——無論力度有多大，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像平西山區的野三坡地區，長期與世隔絕，“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到八路軍進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天下已經是民國了，像這樣的地方，任你說破嘴皮，恐怕也難以激發農民對日本侵略者起碼的感性認識。事實上，共產黨和八路軍是首先最大限度地取得了農民的信任，抗日根據地政權變成了農民自己的當家人，然後自然他們說什麽老百姓會信什麽，也會按照他們說的去做。這其中，政權建設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至少，鄉村基層政權要取得農民的信任，就應該沒有衙門氣，讓老百姓有親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數農民說話，而不是隻為窮苦農民或者富人說話。它須是鄉民日常糾紛的仲裁人，具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隻做到這一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是辦不到的，必須有上下兩個方麵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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