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當然，這種以道德訴求為旗幟的民選，有時也會遇到阻力，選不出共產黨人想要的人選。鄂豫邊區孝感地區有個村莊，保長很符合傳統——是位有幾十石田的地主的兄弟，資格相當老，也有一定的人望，在民選中，由於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對舊的保長懷有好感，所以，他再次當選。然而，經過再次發動，“那些吃了他的虧的中農和那些窮人，也就活動起來了”。認為這次選舉不民主，要求再次改選，最強烈的理由就是每次負擔錢糧，舊保長“他隻是把那些有錢的人找到一塊兒商量商量，錢和米都被派到我們這些沒有錢的人身上和那些老實人身上”。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舊保長最終下了台。在這裏，我們看到，分攤錢糧由“有錢人”開會商議定奪原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現今居然變成了罪惡，民選政權意味著傳統的精英把持權力的格局被以一種非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向處在最底層而且居多數地位的窮人，在直接管理他們的權力機構中有了位置。這個過程，在紅軍時期絕對是以暴力和革命方式完成的，而現在則以和平甚至半合法的方式進行。應該指出的是，在抗日根據地的初期，以這種和平的民選方式產生的基層政權，當權者基本上都是窮人，根據地的文件曾經非常自豪地宣稱，“各鄉普選完畢，許多從來不懂公事的工農分子”，成了鄉長，許多一向為人瞧不起的，“今日居然來當保長了”。這種情況在其他根據地也普遍地存在。

用窮人政權取代舊政權，並不意味著共產黨在敵後農村真正站住了腳。在抗戰期間，敵後根據地所麵臨的局麵甚至比在十年內戰時期還要嚴峻，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和遊擊戰的重視，根據地的基層政權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於日軍比當年“圍剿”紅區的國民黨軍隊更強，裝備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無所顧忌，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根據地民眾的組織力和積極性依賴更多，換言之，共產黨人隻有動員起一場軍民合一（實際上是不分軍民），具有充分的民眾創造性和積極性的戰爭，才足以應付現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強組織力和凶殘本性的日軍。顯然，根據地初期建立的類似蘇維埃似的鄉村政權，是難以適應這種需要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1939年1月關於村選舉的指示信中說：“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鬥環境擔當戰鬥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事實上，當日軍進行大規模掃蕩之時，大部分鄉村政權都垮了。

根據地初期民選鄉村政權的舉措，雖然訴諸道德訴求借消滅鄉村不公瓦解了舊政權，但並沒有使新政權建立在最廣泛的群眾基礎上。即使如官方統計數字所說，有近半數的農民參加了選舉，所選出的“窮人政權”並不一定代表他們的真實意圖。一方麵，在戰爭初期的大動蕩階段，敢於出頭參加抗日跟共產黨幹的人，自然以窮人居多，甚至是些鄉村的流氓無產者，這些人在選舉前，已經站到了農村社會的“麵”上，在共產黨人鼓動宣傳民選時，這些人往往都是最先響應，而實際上當選的也多是這些活躍人士。村民們投他們的票，實際上還是出於某種政治慣性，背後則是深刻地對政治的冷漠，上麵提到的晉察冀行政委員會的信，很清醒地認識到，盡管搞了村政權的民選，但實際情況是“民權尚未充分地運用，民眾對於政權的冷漠態度至今還沒有徹底地改變”。另一方麵，盡管共產黨人可以在宣傳和實踐中貫徹階級路線，但由於幾千年的積習，最窮的人，往往不是村裏最有人望之輩，而且恰恰相反，就是窮人也未必看得起窮人，更不用說那些小有家資的中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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