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1/2)

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是民主。中國共產黨雖然在紅軍時期已經搞了近十年的政權建設，但紅色蘇維埃政權的真實形象一直鮮為外界知曉，不唯國外對中國蘇維埃是一頭霧水（第一個訪問紅色區域的外國記者是斯諾，其時已經是1936年），就連國內城市裏的中產階級、市民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也是茫然無知。可是，大家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到底是個什麽形象卻是十分清楚的，輿論對於國民黨政權尤其是基層政權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貪汙腐化，二是專製和不民主。當罩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的迷霧終於被揭開時，他們抓住了時機，將一個與國民黨基層政權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現在國人和世界麵前，從而勝出了國共對抗的關鍵一局。

抗戰前十年，中國的焦點問題一是救亡，二是農村的破產，而中國農村境況的惡化，首先是基層政權的惡化，這一點，連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其實也是心知肚明的。

共產黨人當然更清楚其中的玄機，要想在敵後的農村站住腳，首先就是要改變基層政權的形象。然而，抗戰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但國民黨根本就沒有打算讓共產黨人擁有自己的政權，而共產黨人卻非要建立自己的政權不可，否則就真的成了“為國民黨扛活”。建立自己的政權，蘇維埃的形式是必然要拋棄的，就算是沒有與國民黨合作，在巨大的民族危機麵前，蘇維埃這種單一的階級政權也難以適應需要。作為“先斬後奏”和“斬而不奏”的結果，抗日根據地基層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國民黨政權甚至地方軍閥政權的法統，連建製也沒有改動，根據地或者是區、鄉、村，或者保甲或者編村和閭鄰（山西村製），基本上都沿用原來的村製。但是，除了根據地創建初期由軍隊建立的準政權之外，重建基層政權的共產黨人並沒有簡單地自上而下地恢複舊政權，將之換上自己人，對於他們來說，舊政權所要保留的僅僅是一個軀殼，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才能適應抗戰和自己的需要。為此，共產黨人巧妙地抓住了兩點，既作為對外的旗幟，也將之落實到具體的政權建設上。這兩點一是作為三民主義分支的民權主義（民主），二是地方自治。顯然，這兩麵旗幟是國民黨人所無法反對的，前者是他們的立國之理論依據，而後者則是即使施行保甲製度也要加上的頭銜，隻不過，國民黨人並沒有將之付諸施行的打算。

共產黨人在抗日敵後根據地所施行的民權主義和推行的地方自治，其核心就是民選政府。事實上，無論極力主張地方自治的西化知識分子還是始終沒有放下地方自治招牌的國民黨人，都無法否認實行民選是民權主義和地方自治的中心環節之一，所以，國民黨中央政府盡管有一百個不情願，但也不好明令譴責和討伐這種自行其是的“非法之舉”。

共產黨人在根據地農村推行民選，先後經過幾個階段，最初的民選之舉，主要是為了合法地選掉國民黨政府係統的鄉村政權的人員，和平地實現取而代之。當八路軍和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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