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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占領區變為它們與英美爭奪太平洋及南洋地區的後方基地。在這樣的戰略變化情況下,國民黨的正麵戰場的壓力明顯減小,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的壓力陡然增加,大批日軍主力從正麵戰場撤回,用來進行鞏固後方的“肅正戰”和“治安戰”。過去季節性的掃蕩變成持續不斷的災難,不僅投入兵力多、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而且手段殘忍狡猾,常常采用鐵壁合圍,反複“清剿”,逐村逐屋地掃蕩,一旦將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主力逼出平原根據地,就派遣重兵據守,采用的是一種進攻性的堡壘戰術,強逼農民為他們修築密集的碉堡群和公路網,密集到了抬頭見炮樓,出門上公路的地步。對於暫時無法占領的山區根據地,則用很深的封鎖溝來隔開,沿溝密布炮樓和崗哨,並強迫農民組成偽自衛隊(團),以聯保的方式沿溝巡邏查看,如果發現有人過溝而沒有覺察,則看守人全部處死。在某些地區,甚至大規模製造無人區,將區內的居民全部強行遷入生活條件十分惡劣的“人圈”,用封鎖壕鐵絲網和炮樓將居民看住,以達到長期占領和隔開八路軍和老百姓的目的。據日本方麵的統計,僅在華北一處,日軍就驅使農民“義務勞動”,“在治安地區和非治安地區中間挖掘的隔斷壕,總長達11860公裏,而且封鎖敵匪活動的碉堡陣地超過7700個”。僅僅駐紮在冀東一個聯隊的區域內,就“構築了隔斷壕245公裏、其他封鎖工事74公裏,共計319公裏,棚舍132個、碉堡3個、城寨18個、關卡2個、共計155個。此項工事共用52天,作業人員達到195.7萬人次。並新架電話線258公裏,維修153公裏,共計411公裏,新建汽車公路83公裏,修補392公裏,共計475公裏。長城無人區包括76個村、1235戶、6454人,暫時無人村28個、2342戶、12036人”。在封鎖溝內,實行殘酷的保甲連坐製,大肆搜捕共產黨人,摧殘抗日政權,如果發現有所謂“通共”跡象,往往不惜采取屠村的慘無人道的手段對付。對於溝外的山區根據地,則不斷地掃蕩進剿,幾乎是公開采用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以期破壞八路軍生存的基礎。同時,由於對占領區的重兵“清剿”,使得大部分留在敵後的國民黨軍隊迅速瓦解,成千上萬地投降日軍,日軍由此大大擴充了偽軍隊伍,這些偽軍又很快地被投入到“圍剿”根據地的戰事上來,根據地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顯然,比起當年國民黨的“圍剿”來,日軍的手段要殘酷得多,而且毫無顧忌,甚至不惜使用殺光和驅光居民的辦法來達到摧毀對方抵抗的目的,幾乎任何的戰爭道德約束都沒有了,這在中外近代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麵對這樣的嚴酷環境,根據地大大地縮小了,據延安的統計是人口減少了一半,實際上鞏固的根據地已經沒有多少了,絕大部分都變成了遊擊根據地和遊擊區與敵占區。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前那種日軍一掃蕩居民和抗日政權就轉移,等敵人退走再回來的反掃蕩方式顯然是行不通了,合黨組織以及各種群眾團體為一體的基層政權即使沒有被敵人摧垮,也隻能轉入地下。而日軍在所謂的新占領區馬上就開始建立偽政權,先是維持會然後就是保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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