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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來什麽時候要就給點的情況,一般是屬於八路軍勢力不強的地方,這種地方主要負擔的是偽政權係統,就是說主要給日本人繳納糧稅。而第二種兩麵政權則主要負擔八路軍的糧款,對於“合法”政權係統的糧稅則更多的是賬麵上的,能拖就拖,能欠則欠,實在拖欠不了,就讓八路軍和遊擊隊配合,說好送糧的路線,到時候讓八路軍來劫,或者由遊擊小組放幾槍或者鞭炮,佯裝被劫然後再向敵人報告“敵情”。當敵人下鄉來勒索或者搶糧時,事先通情報讓八路軍來埋伏,既打擊了敵人,又阻止了敵人的勒索和攤派。呂正操回憶錄上有個故事講得很生動:“1943年3月19日,我趙縣一個區小隊十名戰士轉移到焦家莊,該村‘偽村長’、聯絡員向我(此‘我’係指我方——筆者注)報告,將有偽警察來村勒索錢糧,並同我小隊長商量好打擊敵人的辦法。我小隊長讓聯絡員到趙縣城門邊去等候,聽到我這裏打響以後再進城去報告。偽警察果然來了,村公所人員表麵殷勤接待,我小隊戰士突然襲擊,不到五分鍾將其擊潰,傷俘偽警五名,繳獲步槍四支、手槍一支,我無傷亡。此時,聯絡員急忙進城向敵報告說:‘我村住滿了八路軍。’敵人說:‘你們,好好的,快叫他們(指偽警察)回來!’其實,這時戰鬥已經結束。”自然,至於第三種類型的兩麵政權,基本上是按抗日政權的係統繳納糧稅的,日軍一般撈不到什麽東西,掃蕩時搶到什麽算什麽。不過,據朱德新的研究,就他考察過的冀東的幾個村莊而言,兩麵政權給日偽政權係統提供糧稅比例還是相當高的,也就是說,日偽征收的數額要遠遠高出八路軍方麵的,有的村莊甚至全年的收獲都被搶奪而去(朱德新,1994)。顯然,僅僅這個原因,就足以說明為什麽農民要冒著生命的危險支持抗日政權。這一點實際上連日軍也十分清楚,用當時他們的語言說就是:“民眾變成匪的根本原因,雖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方麵的抗戰負擔,但中國共產黨以巧妙的宣傳說成是新政權(指日偽政權——筆者注)的榨取所致,使匪化民眾同情中國共產黨,使之成為最外圍的武力,用來對付我方。”
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日軍日益吃緊,大批生力軍從中國大陸調走,日軍在占領區力量明顯減弱以後,日偽的據點一個接一個地被拔掉,即使還能存在的,也陷入了抗日武裝的圍困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第一種類型的兩麵政權向第二類轉化,而第二類自然變成了第三類。這時候,這些村莊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不完全的選舉,出現了大批所謂的“半民主政權”,而在某些條件好,政策相對要激進一點的根據地,已經開始肅清“兩麵政權”,到了這個時候,兩麵政權的使命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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