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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兩麵政權,是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出現的大規模的殖民性質的基層政權機構。從本質上講是在日本占領軍動用大批兵力,以法西斯手段,采取非人的高壓政策掃蕩和鎮壓的結果。否則,在共產黨活躍的敵後抗日活動麵前,除了一些大的點和線,日軍是很難建立大麵積的農村基層政權的。兩麵政權實際上有兩種不同內涵,它可以是由日偽政權體係出麵找那些在他們看來可以為他們服務的人來組成政權機構,也可以是出自抗日勢力之手,主動派出合適的人選來建立一個“兩麵政權”。盡管它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的一種曲折的對侵略和暴政的反抗,這種政權形式事實上也確實幫助中國共產黨度過了最艱難的關頭,但在民族主義高揚的時候,這種政權形式的本身,卻難以通過道德上的關卡,不僅前一種情況的兩麵政權人員有著難以抹掉的汙點(無論他們對抗日事業有多大的貢獻),就是屬於後一種情況的人,前景也未必光明,如果在派遣他們去“跳火坑”的上級不幸死去的時候,那麽情況就更糟。農民其實對“兩麵政權”的人並沒有那麽多的民族大義的要求,如果這些人在當時情景下有擔待,能保護老百姓,農民的輿論還念著他們的好,盡管這些人也許難免借助政權的便利為自己也撈過好處,對於農民來說,在那個時候,也許活著就是最大的幸運,能有人替他們應付那些凶神惡煞的日本人,擔著生命的幹係,他們不可能不心存感激。直到最近,有些還活著的村民對於那些兩麵支應的鄉保長們仍然深懷同情:“我們那鄉長罪受大了,讓日本給打昏過去多少回呀?把他抓去,問他你這莊辦事員是誰呀?武裝班長是誰呀?他說就是我自己,說我們西村是守著公路,選誰當辦事員和武裝班長也沒人幹,我又是辦事員,又是武裝班長,又是鄉長,他說你們這方麵要糧要草我得給,八路軍那邊要糧要草我也得給,我惹不起,愛咋咋得,他是大家選的,誰願意幹那個?今兒幹,明兒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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