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3/3)

前蘇維埃時期的那種“運動模式”又一次出現了，而且重複頻率之高，甚至超過蘇維埃時代。運動一旦成為一種模式，就意味著它可不斷地重複，人們憑借運動模式的儀式進入類似劇場的狀態，結果誰都身不由己，幾乎任何違反常理的事情都可能很自然地發生。處於“劇場情景”和亢奮狀態的人們，對於鬥爭那些再也榨不出油水的地主們逐漸興趣不大了，退而尋找次一級的“富人”開刀，用當時的一些中農的話來說就是：“鬥了地主，鬥富農，鬥了富農，鬥中農。一茬又一茬地割下去。”大量的中農被衝擊，借口所謂“割封建尾巴”，堂而皇之地拿中農開刀，采用所謂查三代的方式來劃分地主富農，甚至查家譜來定成分，隻要哪個中農家祖上富過，那麽就認為有“封建根子”可以劃為地主或者下坡地主。晉綏區興縣後木欄杆村是晉綏土改複查運動的“典型”，那裏采用這種做法，在全村53戶中，劃出了21戶地主富農，占全村總戶數的30.84%，占總人口數的36.6%⑾（晉綏區黨委編：《土改通訊》，第2期。）。在這種“典型經驗”的指導下，晉綏區農村地主富農的比例普遍偏高，達到20%～30%，在那樣的窮地區，事實上可能一個村連一個地主富農都沒有，然而卻真實地將三分之一強的人都打成了可以隨意剝奪的地主富農。這種“運動模式”一旦運轉起來，則賦予人們一種機製，可以不斷地剝奪、剝奪再剝奪，隻要還有人家多一點什麽東西，就有可能成為被覬覦的對象，自然就會成為被剝奪的對象。在這種“運動模式”裏麵，任何人如果敢於積攢一點財富，那麽就有可能在運動的滾動中成為目標，連運動初的“勇敢分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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