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2/2)

織的逐漸向完全意義上的全能式政權的過渡，待到兩三年後高級社普遍開花時，農村的基層政權和黨組織基本上已經和合作社合為一體了，小社並大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的確立，不過是將這種過渡最後法定化了而已。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經過調整後的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國內中國共產黨黨史的研究者們普遍認為已經退回到了初級社的水平，但實際上有著根本的區別，不僅初級社以股權的方式承認農民的私有權，而公社則不承認，單就政權和生產組織一體化的程度而言，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農村兩極分化的憂慮，其實，他們的憂慮即使不是多餘的，也是某種對推行合作化道德性的說辭，根據1950年明顯有傾向性的調查（有意強調兩極分化的嚴重性），土改後因貧困而賣地的農戶，不過占農戶總數的10%左右，而且，還包括一定數量的二流子懶漢。而新富農的比例不過1%左右。這樣一種升降比，在任何社會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對於一向為社會大多數人考慮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似乎沒有必要急於為那些少數的下降戶過分憂慮。據說，在合作化運動之初，毛澤東曾經委托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調查在農民中到底有沒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積極性，結果趙經過調查回答說，農民隻有個體單幹的積極性，而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於農村的實際情況是了解的，他們之所以要堅持走集體化的道路，主要是以蘇聯道路為榜樣，以重工業為導向的國家工業化的需要，其實未必真的是隻顧農村少數下降戶的一種純人道主義的選擇。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將人民公社化說成是大躍進頭腦發熱的產物，其實這種政社合一、黨政軍警民一體的超級全能政權，恰是自土地改革以來，農村基層政權發展合理的順延。隻要開了頭就隻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否則就容易陷入不斷鬥富的運動模式。大躍進的災難，最主要的在於想在農村的環境裏直接實現重工業導向的國家工業化，當然，在原始的生產力水平上，實現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重工業的飛躍，自然不得不導致一係列的夢幻式的政治與經濟運作。

如果冷靜地分析起來，這種將農村社會和農業生產統製起來的嚐試即使在中國也並非共產黨人是始作俑者，晉係的“村本政治”和土地村公有製度或多或少是有些類似的影子的。客觀地說，這種做法也確實很有效，能在短時間內集中農村分散的資金用於工業化，而且迅速見效。而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還注入了能量巨大的道德熱情，並換成了幾乎同樣巨大的物質力量，然而，這種熱情和力量卻被在短時間內集中而且無效地被釋放了，接下來則是長期的經濟停滯，所有計劃經濟體製的弊病都加倍地在農村經濟中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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