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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利；但另一方麵，也曾發生過一些工人對資本家有過高的要求。為解決這個問題，遵循以下三條原則：第一、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必須確認；第二、勞資雙方都要努力發展生產，有利於人民經濟；第三、勞資之間的問題，用協商的方式解決，然後過渡到更固定的合同關係。
調整產銷關係，主要解決如何逐步地克服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使產銷之間趨於平衡。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至9月份先後召開了糧食加工、百貨產銷、煤炭產銷、火柴工業、橡膠工業、毛麻紡織、複製印染、卷煙工業、進出口貿易、金融業等全國性的專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公私代表認真研究，開誠協商，不僅有效地解決了以往公私關係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而且具體擬定了各行業今後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則及產銷計劃，使私營企業初步走上了計劃生產的軌道。上述各業經營情況顯著好轉，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複。
為了擴大和加強城鄉經濟的聯係，促進工農業產品的交流，1950年冬和1951年上半年，國家又在廣大地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城鄉物資交流工作，舉辦大型的城鄉物資交流大會，簽訂了上萬成交合同或協議。這項工作有效地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進一步好轉，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
全國工商業經過合理的調整，迅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城市工商戶從6月開始，歇業的戶數逐步減少，開業戶數逐月增加。1950年下半年市場情況開始好轉，到1951年以後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在調整過程中，國營經濟有了發展，領導地位日趨鞏固。社會主義工業（包括合作社工業）產值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增長，1949年為26.7%，1951年達35.7%。社會主義商業零售額在整個商業零售額的比重也有顯著提高，1950年為9.7%，1951年提高為15.5%。私營工商業通過這次調整，初步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克服了困難，並且獲得了迅速的恢複和發展。1951年與1950年比較，全國私營工業的戶數增加了11%，生產總值增加了39%；私營商業的戶數增加了11.9%，批發額增加了35.9%，零售額增加了36.6%。由於工商業的恢複和發展，使失業人數減少了。據全國的統計，1950年5月，全國失業人口達117萬人，到1951年7月則僅餘45萬人。調整工商業的順利進展，是我國爭取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調整工商業以後，我國財政經濟狀況逐步好轉。但是，曆史發展是錯綜複雜的。當時，有兩個方麵的情況特別突出。第一、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限製與反限製的鬥爭日益嚴重起來。建國後，我們黨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了利用、限製的方針，並實行了一係列正確的政策措施，積極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方麵。特別經過了工商業調整，人民政府實行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銀行貸款等辦法幫助民族資產階級渡過難關，工人階級也在這時候幫助資產階級克服困難。這樣就使得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奄奄待斃的民族資產階級，於解放之後短期內，不但喘過氣來，而且獲得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22年期間所從來未有過的利潤。這說明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說得上是仁至義盡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不法分子，別具肝腸，另行打算。他們唯利是圖，利令智昏，竟然反對國家的限製，抗拒國營經濟的領導，大肆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非法活動。因此，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限製與反限製的鬥爭嚴重地擺在我們黨的麵前。第二、我們黨內和政府內對待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反腐蝕的鬥爭日益尖銳起來。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曾告誡全黨必須預防資產階級糖衣裹著的炮彈對我們的攻擊。建國後，我們黨、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是廉潔的、健康的，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那股幹勁和艱苦奮鬥的精神，領導著億萬人民進行著治國安民的大業。但是，也必須看到，在我們黨內和政府內，許多同誌特別是一些領導同誌沒有高度警惕資產階級思想對革命隊伍的侵蝕作用，有些同誌甚至把糖衣炮彈作為滋補的聖藥，被擊中了，打了敗仗。1951年11月30日，由毛澤東親自草擬的、中共中央批準華北局關於逮捕大貪汙犯劉青山和張子善向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汙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根據上述情況，為了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了抵製和擊破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黨中央決定發動和領導全國規模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同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反貪汙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進行的指示》。接著，以反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公營企業和事業單位、部隊和各人民團體中迅速展開，整個運動大體經過三個階段，即發動群眾、打擊貪汙分子階段、處理階段和建設階段。
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展開，揭發出黨政軍民內部的貪汙分子的違法行為，大多數是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相互勾結進行的。因此，要抵製和擊破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襲，必須要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鏟除“三害”同反掉“五毒”一定要同時進行。所以，1952年1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展開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汙、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黨中央還要求“在這個鬥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於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鬥爭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統一戰線。”黨中央提出明確的要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從2月起，“五反”運動最先從各大城市開始，迅速形成高潮。這樣，黨領導下的“三反”、“五反”運動同時在兩個戰場展開，並互相配合和推動，給近年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有力的還擊。
“五反”運動開始時，展開了強大的宣傳攻勢，揭發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駁斥他們破壞運動的謬論，使他們陷於孤立；與此同時，對工商業戶區別對待，發動群眾，對資本家實行政策攤牌，掀起坦白檢舉的熱潮。接著，對嚴重違法重點戶進行麵對麵的說理鬥爭。同年3月以後，運動進入處理階段，在搞清“五毒”的基礎上，給各類工商業戶作出正確的定案和處理。各地認真貫徹黨中央政務院指示規定，根據有無違法行為，違法行為的輕重大小，違法性質惡劣程度及坦白悔改態度等基本標準，把工商戶分類處理。“五反”運動中全國各城市的資本家屬於守法戶占總戶數的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30%；嚴重違法戶占4%；完全違法戶占1%。
1952年夏，“三反”、“五反”運動先後勝利結束。經過這一場激烈的鬥爭，無產階級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獲得了曆史性的勝利。這一勝利，在政治上大大地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從國家機關內部清除了一批蛻化變質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純潔了革命隊伍，選拔了一批經過鬥爭考驗的優秀分子到領導崗位。這一勝利，在經濟上大大地加強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沉重地打擊了資本家的不法活動，開始建立工人群眾對私人企業的真正監督和管理，使資本主義工商業進一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為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運動還促進了增產節約運動，工農業生產到處湧現新紀錄，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出現了新氣象。這一勝利，深刻地教育了廣大幹部和群眾，進一步揭露了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質，批臭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樹立新社會廉潔奉公、艱苦樸素的風尚，加強了國家機關和執政黨的思想建設，使我們黨和國家更加生機勃勃。
（五）恢複國民經濟的巨大成就
建國後的頭3年，我們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迅速恢複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產到1952年底達到曆史上的最高水平。
眾所周知，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極端落後。小農經濟像汪洋大海，農業生產長期停滯在中世紀的水平上，封建剝削製度根深蒂固，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工業經濟很不發達，抗日戰爭前，現代工業產值在全部生產總值中隻占10%左右，小農和手工業個體經濟的生產占90%以上。為數極少的工業中，帝國主義興辦的工業和國民黨官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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