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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955年11月間，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14個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研究農業合作化發展進度和農業生產發展規劃，共同商定了17條。12月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征詢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下發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區黨委，要求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畢，準備意見。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提出這個文件。隨後，中共中央邀請各界人士、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共1375人分組進行討論。1月25日，毛澤東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這個文件。會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製變為社會主義所有製必然使生產力大大獲得解放。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同時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
與此同時，毛澤東親自編輯並出版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在序言中，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麵，而是在其他方麵。這裏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項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麵。在這些方麵，都是存在著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寧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澤東在這本書中為《發動婦女投入生產，解決了勞動力不足的困難》-文寫的按語指出：“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交換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
從1956年2月中旬起，中央在劉少奇業已開始的各部委的匯報的基礎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領導同誌聽取國務院34個部委的匯報，首先從重工業部門匯報開始，接著是輕工業部門、交通部門、農林水利部門、財貿部門、文教衛生部門、最後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聽取匯報開始不久，李富春向毛澤東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也向黨中央、毛澤東寫書麵匯報。毛澤東采納了這個建議。不久，幾百個工廠和工地的書麵匯報紛紛送到中南海。
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政治局開過幾次會，進行討論歸納為十個問題，即十大關係。後來，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過：“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這是根據34個部門匯報中提出的帶全局性的主要問題。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25日第一次講《論十大關係》。講後，接連討論了3天。5月2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會議。上午，第二次講《論十大關係》下午，討論。討論結束時，毛澤東作了結論。《論十大關係》是以蘇聯經驗為鑒戒，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論述了正確處理我國革命和建設中一係列的重大的關係，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反映了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表明了我黨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情況走自己的道路這一根本思想，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論十大關係》前五個關係，主要討論經濟問題，從經濟工作的各個方麵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避免重犯蘇聯的錯誤，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經濟建設道路。
第一，在處理優先發展重工業與同時更多地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關係上，肯定了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我們要采取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這樣做，不僅會使重工業發展多些和快些，而且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就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要避免蘇聯、一些東歐國家片麵注重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貨物不夠，貨幣不夠穩定的錯誤。
第二，在重視和利用發展沿海工業的同時，要積極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使工業布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改變一下近年來對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麽十分重視的傾向。
第三，國防不可不有。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要避免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初期的錯誤，必須在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注意國防建設。
第四，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要避免蘇聯的辦法，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製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把農民挖得很苦。總之，國家和工廠，國家和工人，工廠和工人，國家和合作社，國家和農民，合作社和農民，都要兼顧，不能隻顧一頭。無論隻顧那一頭，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是一個關係到6億人民的大問題。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把什麽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建設，就必須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毛澤東還提出：可以和應當統一的，必須統一，不可以和不應當統一的，不能強求統一。正當的獨立性，正當的權利，省、市、地、縣、區、鄉都應當有，都應當爭。總之，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的經驗還不多，還不成熟，要好好研究討論。
《論十大關係》後五個關係，主要討論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問題，還有中國和外國的關係。
第六，在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比較得到少數民族的讚成。我們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也一般地反對民族地方主義。各個少數民族對中國的曆史都作過貢獻。我們要誠心誠意地積極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蘇聯，俄羅斯民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很不正常，我們應當接受這個教訓。
第七，黨和非黨的關係，究竟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還是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在我國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續續存在。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要改善我們同民主黨派的關係，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在我國的條件下，反革命中的大多數將有不同程度的轉變，主要是采取正確的政策。應當肯定還有反革命，但是已經大為減少。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裏麵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政策，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一定要分清敵我，如果讓敵人混進我們的隊伍，甚至混進我們的領導機關，那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和無產階級專政造成嚴重的教訓。毛澤東強調了“一個不殺”的原則，是針對斯大林“抓到一個就殺一個”的嚴重教訓而言的。他還批評了“斯大林說反革命越搞越多，這個道理是不對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
第九，黨內黨外都要分清是非。對待犯錯誤的同誌，應當采取正確的態度，“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過去，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犯了錯誤就殺掉，錯誤與反革命界限不分，錯殺了很多人。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
第十，中國和外國的關係。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闡明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毛澤東這樣提出問題，是針對著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不願提甚至不敢提這樣的口號，因此，犯了錯誤的教訓才提出來的，這是對蘇聯斯大林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還具體說明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哪些方麵應該學，哪些方麵不應學。他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製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製和批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方麵。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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