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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從1976年至1978年，重工業投資比重沒有降下來，1978年重工業投資達55.7%，輕工業隻有5.7%，這種比重還低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水平。1978年農輕重在工農業總產值比重，農業隻有27.8%，輕工業為31.1%，重工業高達41.1%。這說明，長期存在的農輕重比例失調，由於1977、1978年新的冒進，加劇了國民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
第二，燃料動力工業、交通運輸同其他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1979年初，全國發電能力約缺一千萬千瓦，有20%左右的工業生產能力發揮不出來，大批工廠經常處於半停工停工狀態。全國用煤多的工業發展速度，大大超過了煤炭工業的發展速度。煤炭工業內部，采掘工業趕不上加工工業的要求。石油工業後備資源不足，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趨勢。交通運輸的緊張狀況一直沒有緩和，主要鐵道幹線一些薄弱區段的運輸能力隻能滿足需要的50-70%。港口的裝卸能力嚴重不足，1978年由於港口壓貨壓船超過期限，損失8700多萬美元。
第三，基本建設規模大大超過財力、物力，基建戰線過長投資經濟效益差。據統計，1978年底，全民所有製在建五萬元以上的項目有65000個，投資總額3700億元，其中大中型項目1733個，所需投資3800億元。這樣高額的基建投資是建國以來少見的。到1978年底，這些大中型項目隻完成1600億元，尚未完成1200億元。如果每年投資150億元，需要8年才能完成；如果每年投資120億元，則需要10年才能完成。顯然這是盲目冒進的舉動，給經濟建設帶來沉重的負擔。
第四，對外引進過急，統籌安排不夠。1978年先後從國外引進鋼鐵、石油化工、彩電等22個項目，共需外匯13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全部都要現金支付。這樣大的規模，給外匯支付造成不少困難，引進過急，重點不突出，統籌安排不周密。按照規劃，這些引進項目到1981、1982年進入建設高峰，同時為與引進項目相配合，國內每年需要基建投資130億元，這樣大的投資規模，這麽多的大型項目同時進入建設高峰期，對整個基本建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來說卻是巨大的壓力。
第五，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十年內亂已經造成人民生活欠賬甚多。、而粉碎“四人幫”後，逐年的積累率有增無減。1978年積累高達36.5%，高於1958年，僅次於1959、1960年，大大高於“一五”時期的24%，“三五”時期的26%的一水平。基本建設中，同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住宅、文教、衛生、城市公用事業等建設所占的比重，“一五”時期為23.3%，1978年隻占17.4%。這樣，積累率過高了，必然人民生活長期的欠賬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加重了。
（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轉變
為了結束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推進我國四化大業，必須全麵地徹底地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為此，黨中央在1978年12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重要的裏程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由於會前召開了曆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充分討論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使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了重大成果。
全會堅決衝破了黨的領導思想上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全會特別強調：“隻有全黨同誌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況新事物新問題，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我們黨才能順利地實現工作中心的轉變，才能正確解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正確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全會討論並完全同意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總的指導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全會要求繼續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同時要堅決克服權力過於集中的官僚主義、賞罰不明現象和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影響，以利於全黨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這為黨全麵地進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全會深刻地闡明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能否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顯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強國防，這是全國人民最為關心的大事，對於世界的和平和進步事業也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全會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正確論斷。正確指出：“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決不允許損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是建立在對國內主要矛盾和當前的根本任務科學判斷的基礎上。這是全局性的戰略轉移，也就是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確立集中精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路線。正如鄧小平指出：“我們的政治路線就是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一切圍繞著這件事，不受任何幹擾。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後也要繼續幹或者重新幹。”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
全會在回顧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一係列帶根本性的方針。全會首先提出了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經濟的重要思想。全會指出：“現在，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恢複和堅持了長時間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曆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係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製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國經濟建設必將重新高速度地穩定地向前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全會明確地指出了十年內亂造成國民經濟中一係列急待解決的問題：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沒有完全改變過來；生產、建設、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亂沒有完全消除；城鄉人民生活中多年積累下來的一係列問題必須妥善解決。隻有在這幾年中認真地逐步地解決上述問題，才能做到綜合平衡，以便為迅速發展經濟奠定穩固的基礎。這實際上提出了調整國民經濟的重大任務。全會確定了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要點：“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製中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強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真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製度。采取這些措施，才能充分發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節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全會深入地討論了農業問題。與會同誌揭露了農業戰線上“左”的錯誤：在政策上言而無信；分配上平均主義；經營上單一化；生產指揮上搞行政命令；生產措施上老一套；農業投資上沒有重點，等等。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盡快搞上去，因為農業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十分薄弱，隻有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此，必須采取一係列政策措施，調動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等文件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接著，相繼製定了一些重要的農業文件，推動了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率先展開，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巨大發展，並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
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以前遺留下來的某些曆史問題，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全會強調保障人民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製，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隻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用壓製、打擊手段。全會鄭重宣告，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全會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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