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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隻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鄧小平深刻地闡述了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個前提。他指出，我們既然承認了這兩個前提，當然就不能不大力發展科學研究事業和科學教育事業；要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造就這樣的隊伍，是擺在我們麵前的一個嚴重任務。全國科學大會特別鄧小平在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對恢複和發展科學教育事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這兩年間，使國民經濟停滯、倒退的局麵迅速扭轉。工農業生產回升，財政收入增加，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逐步回到正確軌道上。
國民收入逐年增長。1976年國民收入隻有2427億元，1977年上升為2644億元，1978年達到3010億元。工農業總產值也在上升，1977年比上年增長10.7%，1978年比上年增長12.3%。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有所上升：鋼產量1977年為2374萬噸，比上年增長16%，1978年為3178萬噸，比上年增長33,9%；原煤產量1977年為5.5億噸，比上年增長13.9%，1978年為6.18億噸，比上年增長12.4%；糧、棉產量1977年比上年減產，但到1978年糧食產量為6095億斤，超過了曆史上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長7.8%，棉花產量為4334萬擔，比上年增長5.8%。
交通運輸日趨正常，運輸量迅速增長。1977年貨運量為2.1317億噸，比上年增長10.8%，1978年又增長為2.46319億噸，比上年增長11.3%。
國內外貿易都有較大的發展。1977年比1976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6%。進出口總額增長53.6%。
財政收支狀況逐步好轉。總收入1977年比上年增長12.6%，1978年比上年增長28.2%。這兩年均為收大於支，1977年結餘31億元，1978年結餘10億餘元。1977年10月，全國有60%職工增加工資，使相當大的數量的工作多年、工資偏低而表現較好的職工增加了收入，這一次增加工資的總額和增加工資的總人數，是建國28年來最多的一次。
1977和1978年，我國經濟取得了相當的恢複和進展。但是，由於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尚未擺脫“左”的束縛；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和比例失調的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黨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並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不僅妨礙了對國民經濟實際情況的分析研究和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而且熱衷於繼續搞“大躍進”和執行“左”的方針政策，因此，經濟工作中出現了新的失誤，直接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全麵恢複和發展。
首先，製定不切實際的高速度、大規模的發展規劃。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提出了“全麵躍進”的口號，確定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同年11月，又提出今後23年，經濟發展分為三個階級：第一階段，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後三年，要建成全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階段，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各項生產建設的規模要有一個較大的展開，基本建成六個大區不同的水平，各有特點，農輕重比較協調發展的經濟體係，極大地改變我們現在經濟上的落後狀態，顯著地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大大增強我國經濟和國防實力，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第三階段，在2000年以前，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各個生產技術領域，多數接近、少數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的水平，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為了動員全國人民為上述目標而奮鬥，同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1964年12月23日寫的《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和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寫給劉少奇的《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的一封信》，為貫徹十一大提出的“全麵躍進”作輿論準備。
1978年1月，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會上，不顧客觀條件，也不顧一些同誌提出的正確意見，硬要規定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提出“全黨動員，苦戰三年，為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奮鬥”的口號。接著，2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規劃：今後8年，特別是近3年，國家計劃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有10大鋼鐵基地，9大有色金屬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氣田，30座大電站，6條鐵路新幹線和5個重點港口。此外，還規定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要求每年增長500萬噸。這樣龐大的建設規模和過高的發展速度，都是同國力不相適應的，因而，是無法實現的。
為了實現上述計劃，一方麵，一再強調組織新躍進，高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1977年2月召開的全國鐵路工作會議上，便提出了高速度的問題。隨後，“兩個凡是”方針的推行，為組織全麵躍進找到了根據。1977年4月，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前夕，華國鋒在沒有掌握可靠的地質資源的條件下，提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隨後，10月，煤炭工業部向中央政治局匯報煤炭工業長遠規劃設想時，提出今後23年煤炭工業發展的指導思想是“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速度。”1978年2月，五屆一次人大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以後，5月至6月上旬，中央先後派出一批部長以上的高級幹部出國考察，遍及西歐、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這對於研究和借鑒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實際，找出差距和辦法，這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由於“左”的指導思想沒有清理，因此急躁冒進思想有所抬頭，一再強調要高速度建設四個現代化。1978年國慶節時，華國鋒提出：“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一般地說，這個口號一是反映人民的願望；二是忽略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是基於對中國四化必能提前實現的估計上提出來的。當時，要求各項工作都要大幹快上，三年大見成效。另一方麵，按照五屆一次人大通過的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擬定1979、1980年計劃，作為組織新躍進，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步驟。由於指導思想上求成過急，計劃規定各項生產指標都存在著過高和過急的傾向，1979、1980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6%，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0-12%；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平均每年增加鋼300萬噸，煤4000萬噸，原油600萬到1000萬噸；1979年國家直接安排的基建投資為457億元，比上年增加15.7%。由於生產建設任務安排過大過多，1979年計劃中，物資、財政、外匯都留下相當大的缺口，這樣的計劃勢必造成比例失調的後果。
其次，繼續推行“左”傾政策。這方麵的錯誤、突出地表現在農村工作中。1976年12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議不但不從根本上糾正長期以來對我國農業發展造成最大危害的“左”傾錯誤，反而繼續推行一係列“左”傾政策。會議提出，1980年全國要有1/3的縣建成大寨縣，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實現糧、棉、油、豬上《綱要》，超計劃基本上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等等。實際的結果，這兩年間，不少地區不講實效，盲目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重複建設，粗製濫造了一批高耗低效的農業機械，造成財力、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費。1977年11月，中央發出通知，在今冬明春，全國選擇10%左右的生產大隊，先行過渡，實行大隊統一核算。還強調，實現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的過渡，是大勢所趨，是前進的方向，各級黨委應當采取積極的態度，逐步向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為貫徹上述要求，在農村工作中，繼續強調：“深入進行基本路線教育”，“大批促大幹”。結果在一些地區刮起了一陣“高指標”、“過渡風”和“命令風”。任意對社員的正當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生產、農貿集市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加以限製和禁止。這樣，極大地打擊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遭受損失，農民生活難以改善。
在求成過急和“左”的政策支配下，1978年下半年不斷加快建設發展速度，追加基本建設投資，擴大對外引進規模，使得早已存在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財政困難更加嚴重。具體表現有以下五個方麵：
第一，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我國農業長期落後，特別自1957年以來發展緩慢，盡管1978年獲得好收成，但遠遠不能適應人口增長、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1978年糧食總產量超過了曆史的最好水平，但按人口平均糧食占有量，隻略高於1975年，許多地方農民口糧不足，有的地方嚴重缺糧。棉花、花生、芝麻的總產量還沒有恢複到曆史上最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比1957年均有下降。1978年，花了21億美元進口糧、棉、油、糖，占進口總金額的1/5。農業投資所占比重，自1976年到1978年基本上沒有增加。農業落後狀況對工業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極為不利。農業在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1978年還比1965年低，兩者相比，下降了9.5%。輕工業和重工業之間比例嚴重失調。1978年突出鋼鐵生產，原計劃鋼鐵產量為2800萬噸，實際完成3?178萬噸，比上年增加80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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