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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結束了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經宣告結束，各項工作也有所前進，但“左”的指導思想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從而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受到嚴重的障礙，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0年12月召開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的12年間，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這確實來之不易。這12年間，我國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90年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兩年的中國經濟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長達10年的動亂，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政治上安定團結，迅速恢複國民經濟，進行現代化建設，解決人民生活中存在的一係列問題。因此，黨和政府著力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是，當時擔負黨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推行“左”的錯誤，引起了黨內外群眾思想的混亂，經濟工作出現了新的失誤，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處於徘徊中前進的局麵。
“文化大革命”動亂10年，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幹擾破壞，使我國經濟建設幾起幾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國民經濟各方麵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收支出現赤字，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相當混亂，不少地方工廠停工，運輸堵塞，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長期來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反而下降，特別是廣大農村仍處於貧困落後狀態，相當多數的農民長期得不到溫飽。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糧食由調出變為調進；浙江作為全國第一個糧食上綱要的省，由魚米之鄉變為吃大量的返銷糧，特別是溫州地區成為全國有名的“老大難”。總之，困難成堆，問題成山，積重難返。黨和國家麵臨著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艱難局麵。
黨中央和國務院為國民經濟采取了一係列重大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要求盡快地把農業搞上去。黨中央和國務院在1976年12月曾經強調要把農業搞上去。要求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發動群眾，下大決心，花大力氣，首先把農業搞好，也要把輕工業搞好，把市場安排好；同時抓好交通運輸，抓好燃料動力、石油化工、鋼鐵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業生產，把工業生產全麵搞活；還要大搞增產節約，開展技術革新，挖掘潛力，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積累，充分發揮現有企業的生產能力。按照中央上述指示，各地認真抓緊恢複工作。為此，首先調整農村的經濟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1977年11月，安徽省委製定《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1978年2月，四川省委製定《關於目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主要問題的規定》。這兩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恢複和建立各種規章製度，加強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堅持按勞分配，保證社員分配兌現；開展多種經營；慎重地對待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隊向大隊過渡的問題；在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正當的家庭副業。這些政策，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有效地推動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為此，《人民日報》於1978年先後報導並推廣了上述經驗，對於各地落實農村經濟政策，起了促進作用。其次，注意減輕農民的負擔和處理少數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問題，有利於發揮廣大農民的積極性。1978年5月，中共中央轉發了湖南湘鄉縣反映農民負擔過重的報告。中央指出：湘鄉縣委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在全國相當多的地方普遍存在著的嚴重問題，各地都要根據當地的情況，認真加以解決。中央為此作出了6項具體規定，切實減輕農民的負擔，責成各級黨委認真落實。同年7月，中共中央轉發陝西省委《關於甸邑縣少數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反映，多年來，甸邑縣少數幹部作風粗暴，動輒打罵和整治群眾，而且巧立名目，亂扣亂罰社員的糧款。他們這種惡劣作風，嚴重地損害了黨和群眾的關係。對此，陝西省委采取措施，作出嚴肅處理。中央指出，農村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不隻甸邑縣有，全國其他一些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各地都要采取嚴肅認真的態度，切實解決好這方麵的問題，大力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
第二，迅速恢複交通運輸。粉碎“四人幫”後，黨和政府狠抓交通運輸的恢複，首先從抓鐵路運輸裝車量開始。本來，1975年初對鐵路整頓後，當年5月份運輸裝車量達到55000車。但是，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到1976的降低到40000多車，甚至30000多車。1977年2月，國務院召開全國鐵路工作會議，揭批“四人幫”破壞鐵路工作的罪行，重申1975年整頓鐵路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即九號文件）的正確性。提出了當前鐵路運輸的任務，決定要千方百計地把鐵路運輸搞上去，當好國民經濟的先行。要求1977年5、6月平均日裝車達到55000車的曆史最好水平；上半年客車正點率達到95%以上，貨車正點率達到85%以上，都恢複到曆史上最好水平。會議還研究了鐵路管理體製問題，重申1975年九號文件規定，鐵路運輸仍由鐵路部集中統一指揮，迅速解決鐵路運輸嚴重堵塞問題。同時，思想政治區作實行鐵道部黨委和省、市、自治工黨委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這次會議後，經過整頓，在廣大鐵道職工幹部努力下，鐵路管理混亂狀況逐步有所改善。到4月份，全國鐵路平均日裝車提前達到55000車，平均日卸車的煤炭運量也都超過了曆史最好水平。1977年4月上旬，全國交通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徹底解決港口、車站壓車、壓船、壓貨的現象等問題。會議後經過廣大職工的努力，水運貨運量4月份超過計劃的10.3%，港口吞吐量超過計劃17.5%，創造了曆史同期最高水平。
第三，努力恢複和發展工業生產。交通運輸的好轉，為工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國務院為推動整個工業生產的好轉，首先抓住了冶金工業，於1977年4月召開全國冶金工業會議。會議揭發批判了“四人幫”破壞冶金工業生產建設的罪行，著重討論了整頓企業的問題。會議要求，各個冶金企業都要迅速地把生產指揮係統建立健全起來，都要把崗位責任製等各項製度建立健全起來，都要在年內使各項經濟技術指標達到本企業曆史最好水平。這次會議以後，做了大量的整頓工作，鞍鋼、武鋼、本鋼、馬鋼、重鋼、攀鋼等重點鋼鐵企業的“老大難”麵貌有所改變。全國鋼鐵生產逐步回升，到10月份鋼鐵產量超過曆史上最高月產水平。與此同時，原油、原煤、發電、水泥、拖拉機等80種主要的工業產品中，到1977年5、6月間，有42種產量都超過曆史上最高月產水平。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工業生產普遍增長，其中遭受“四人幫”嚴重破壞的河南、貴州、雲南、浙江等地，增產幅度更大，這說明，國民經濟恢複的進展是喜人的。
為了進一步把工業搞上去，1978年4月，中共中央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工業三十條）發到工業管理機關、各工業交通企業試行。《工業三十條》，是當時指導工交戰線撥亂反正的重要文件。這個文件，明確規定了整頓企業的要求和具體標準；明確規定了企業的任務、基本製度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搞好工業管理，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對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點企業，提出實行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以中央部門為主進行管理．其餘大中型企業則由地方管理，或雙重管理、或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管理。根據這個精神，各地抓緊進行整頓企業的工作，陸續把在“文革”期間下放了的企業管理權上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一批“老大難”的、關係全局的重點企業，如鞍鋼、包鋼、鄭州鐵路局、上海港等，比較快地改變了落後麵貌。
第四，疏通流通渠道，做好財貿工作。“四人幫”對我國財貿工作的幹擾破壞，造成財政連年赤字，物資大量積壓，資金嚴重浪費，對外貿易發展緩慢，國內市場供應緊張，流通渠道混亂，極不利於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央在著手恢複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正常化的同時，高度重視做好財貿工作。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貿工作會議。會議強調了財貿工作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財貿工作要大力支援工農業生產，全心全意為人民生活服務；財貿工作要善於充分地和正確地運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大大提高管理水平；提出對外貿易要有一個大的發展，反對閉關鎖國等等。
第五，抓緊科學和教育工作。針對遭受十年浩劫嚴重破壞的科教工作，鄧小平在1977年5月曾明確指出：“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隨後，同年8月，鄧小平又指出：“我們的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他率先對“四人幫”強加給教育戰線的所謂“兩個估計”錯誤結論進行批判，撥亂反正首先從教育戰線開展起來。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首先重申“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接著，強調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然後，特別指出：“在社會主義曆史時期中，隻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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