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建設(1/6)

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亂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常發展的進程，使黨探尋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遭受新的挫折。

這10年間，我們黨由於毛澤東對於國內外形勢作出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錯誤理論的指導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這個錯誤，並把它推向極端，造成了空前的大災難：政治上的大破壞、思想上的大混亂、經濟上的大倒退和文化教育上的大摧殘。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對於“左”傾錯誤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批判，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艱難曲折的鬥爭。這樣，使得“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新型雜交水稻的育試和推廣等等。”當然，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一）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經濟建設開始逆轉

從1961年開始，中共中央為了克服“大躍進”所造成的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極端困難，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用了五年的時間，使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各條戰線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麵，展示了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前景。

第一，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

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發展，在1964年12月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今後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二步，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是實現上述第一步任務的一個關鍵時期。”這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確定了正確的戰略目標。

根據上述戰略目標，1964年開始著手研究和編製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4年5月，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的初步設想和國家計委、國務院農辦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農業發展計劃的初步設想。當時，就明確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其次，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再次，為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的需要，加強基礎工業，繼續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增加產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商業、文化、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使國民經濟有重點，按比例地向前發展。這個計劃設想,??貫徹了以農、輕、重為順序，把解決人民吃穿用放在第一位，兼顧了國防建設的精神，這是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但是，由於當時美帝國主義擴大侵越戰爭，和毛澤東對於戰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因而一再強調必須積極備戰要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並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因此，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多次談話的精神和各大區的意見，1965年9月擬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草案，經中央討論基本同意。

這個草案，實質上是以備戰為中心的計劃。突出強調加快內地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集中力量盡快地把內地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使之成為初具規模的戰略後方。

這個草案，提出了“三五”期間的主要指標：基本建設投資總規模為850億元，其中內地投資360億元，占總投資的43%。1970年糧食4400億斤至4800億斤，棉花4400萬擔至4800萬擔，鋼1600萬噸，原煤2.8億噸至2.9億噸，原油1850萬噸，發電量1100億度，木材3700萬立方米，水泥2000萬噸，化肥1800萬噸，棉紗900萬件，鐵路貨運量7億噸。1970年工農業總產值2700億元至2750億元，每年遞增7%左右。農業每年遞增4-5%，工業每年8%，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財政收支各3050億元。

這個計劃草案，在主要指標和發展速度上是留有餘地的，重視內地建設是必要的；但是，總的傾向突出備戰。這同當時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緊迫性作了過分的估計有著直接的聯係，導致對內地建設要求過急，投入過多的力量，搞得過於冒失，特別是由於林彪提出“山、散、洞”的口號，使內地建設造成更加嚴重的後遺症。

根據第三個五年計劃總的部署，1965年10月至11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貫徹積極備戰、加快國防工業和內地建設的方針，討論和安排了1966年國民經濟計劃，確定了鋼鐵、煤炭、電力、石油、機械、化學等項工業建設重點；規定了本年度的主要指標。

1966年基本建設投資155.7億元，計劃施工的大中型項目846個，計劃遷建項目152個，其中繼續遷建的61個，新遷建的91個。國家財政收支各510億元。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指標：糧食3900億斤至4000億斤，棉花3900萬擔至4000萬擔，鋼1300萬噸，煤炭2.39億噸，化肥1065萬噸，發電量750億度，原油1300萬噸，木材3192萬立方米，水泥1700萬噸。工農業總產值2112億至2122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10%至10.5%，其中農業總產值600億至610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5.3%至7%，工業總產值1512億元，比上年預計數增長12%，社會商品零售總額709億元。對外貿易出口總額21.67億美元，進口總額23.2億美元。

196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準和下達了這個計劃。

1966年初，在黨的領導下，各級政府機關積極組織各行各業，努力實施本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國務院重視抓緊農業和人口增長這兩個關係重大的問題。

196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批發了衛生部部長錢忠信關於計劃生育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肯定了幾年來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指出如果繼續保持目前27.8%的自然增長率，則我國人口的增長將是很快的。這就會給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不少的問題，對吃穿用等經濟計劃有很大的影響。“三五”計劃草案提出到1970年全國人口應控製在8億，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各地應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1962年12月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認真總結經驗，逐步推廣，努力使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人口的增長幅度繼續下降。

196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的通知》，確定把山西、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內蒙古、遼寧、北京八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業，作為農業戰線上的一個戰略主攻方向。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區）農業小組，由周恩來擔任組長。毛澤東在1966年2月間，就多次談到我國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他主張要抓緊從今年起的15年，各省、市、自治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從1956年算起），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隨後，同年7月，武漢召開了農業機械化湖北現場會議，提出了關於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會議認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必須從我國農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地方和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會議提出了農業機械化長遠規劃的初步設想和具體措施。

第二，“文化大革命”爆發對經濟建設的衝擊。

1966年上半年，整個國民經濟建設發展的趨勢是好的。同上年同期比較，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20.3%，鋼增長20.7%，原煤增長12.6%，原油增長28.4%，發電量增長20.3%，棉紗增長15.6%，化肥增長41.8%，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11.6%，財政收入增長15.7%，財政收入大於支出14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和施工情況良好。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必將使我國經濟建設沿著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健康前進。可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打亂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常發展的進程，破壞了建國以來全黨和全國人民努力創造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從此，我國整個經濟工作陷入混亂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據。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

在這些“左”傾錯誤理論指導下，“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原則；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打倒的，正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和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是非顛倒導致了敵我混淆，敵我混淆勢必造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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