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建設(2/6)

國內亂。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乃至經濟領域等各個方麵，都犯了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10年內亂中，“左”傾錯誤在經濟領域的主要表現是：在經濟建設上，突出戰備，加強“三線”建設，仍然強調高速度，強調重工業，強調“以鋼為綱”；在生產關係上，繼續加劇“割資本主義尾巴”搞“窮過渡”；在人民生活上，凍結工資，批判所謂“資產階級法權”，鼓吹平均主義；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批判所謂“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實行閉關鎖國政策。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錯誤是三年“大躍進”的“左”傾冒進在新條件下的翻版和惡性發展。特別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些“左”傾錯誤，並把它推向了極端：他們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歪曲為“資本主義化”；他們把改善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攻擊為“修正主義”；他們鼓吹“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謬論；他們叫嚷“寧要”工廠“不出產品”，農場“顆粒無收”，火車“晚點”，青年工人“不學文化”，也不要所謂“資本主義複辟”等等。是非竟被顛倒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所有這些，導致了對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極大破壞，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兩個綱領性的文件。“文化大革命”隨即在全國範圍展開，衝擊著正在健康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這場運動，首先是從教育領域開刀的。1966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錯誤地認為，解放以來，高校招生考試的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是業務第一，分數掛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之始，就停止考試招生。接著，學校停課鬧革命，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揪鬥一大批學校和教育部門的黨政領導幹部，把他們誣蔑為“走資派”、“黑幫”、“修正主義分子”。一大批教授、專家、教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遭到汙辱和迫害。他們不僅被遊街、抄家、強製勞動，而且甚至被毆打致殘、致死，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完全陷入混亂，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這場運動，迅猛地衝擊到工農業生產和各行各業。從1966年8月開始，到11月間，持續數月之久，上千萬計當時的紅衛兵和大中小學的師生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造成交通運輸嚴重阻塞和國家財政支出巨大浪費。據不完全估計，到1966年底僅鐵路運輸積壓的物資有1千多萬噸，汽車運輸、水上運輸同樣受到阻塞，大大影響各地生產建設的正常秩序，不少工礦企業和施工單位因物資供應中斷而處於停工和半停工狀態。與此同時，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紅衛兵所謂破“四舊”的行動，嚴重衝擊各行各業和社會生活。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下，亂封亂砸商品和商店，衝擊外貿工作，衝擊銀行，動輒抄家捕人。當年冬，各省主管業務部門的領導幹部，一般都忙於應付運動和接待工作，或者受到衝擊，不能集中精力於生產建設工作；在工業企業大體有5-10%的領導班子陷入癱瘓。總之，生產指揮係統已經失控，不能正常工作，開始嚴重影響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正常進行。例如，我國工業集中的上海市，自“文化大革命”開始，工業生產中出現了事故增多、設備維修差、某些產品產量下降、生產技術協作中斷、基建完不成計劃、幹部放鬆生產和業務工作等等。這類現象不僅在上海出現，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展開，波及全國。

針對這些混亂現象，1966年11月召開全國計劃、工交會議期間，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草擬《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幹規定》（即工交“十五條”）。(當時曾經強調工交戰線搞“文化大革命”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進行；工交企業要堅持8小時工作製，業餘鬧革命；職工幹部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不能搞跨地區的串聯。這個文件，作為防止“文化大革命”把工交生產繼續搞亂的文件，努力保證生產建設正常進行。但是，這個文件草案還沒有正式定稿，就被林彪當作“右傾”的東西受到批判，他無理地指責工交係統“有一條黑線”，要克服“右傾”，要搞“文化大革命”。

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但是文件中隻字未提工交企業要在黨委領導下開展運動，相反，卻主張工人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盡管還保留了要堅持8小時工作製度等規定，但允許工人串連，甚至必要時還可派少數工人來京向上級機關反映問題。這樣，工交係統的大動亂就不可避免的了。同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把農村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大革命委員會”，采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法。這樣，廣大農村也開始了內亂的浪潮。

應該肯定，1966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是順利的，仍然保持著60年代開始全黨全國人民致力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好勢頭；下半年開始發生逆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還隻是開端。所以，整個國民經濟在這年裏仍然有相當的發展，完成和超額完成了196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工農業總產值為2534億元，比上年的2235億元增長13.4%，其中農業增長9.2%，工業增長35.8%。主要產品產量普遍都有提高，糧食4280億斤，比上年增加390億斤，超過了1957年的水平；棉花4674萬擔，比上年增加479萬擔；鋼1532萬噸，比上年增加309萬噸；原煤2.52億噸，比上年增加1700萬噸；發電量825億度，比上年增加149億度；棉紗863萬件，比上年增加147萬件。基本建設投資完成191億元。實際施工的大中型項目1186個，全部建成投入生產項目215個，新增加固定資產177億元。社會商品零售額732.8億元。財政收入558.7億元，支出541.6億元，收入大於支出，盈餘17.1億元。應該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爆發的衝擊，國民經濟建設必將會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全麵內戰中經濟陷入混亂（1967-1968年）

“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起來之後，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也鼓吹到狂熱的程度，在這樣的條件下，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乘機利用他們控製的“中央文革小組”，推波助瀾，煽動“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因此從1967年1月開始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惡性發展，使經濟建設陷入全麵混亂，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嚴重破壞。

1966年下半年，在已經開始出現全麵動亂的基礎上，1967年1月，在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發生了一場奪權的鬥爭，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成為全國打倒一切、全麵奪權的開端，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惡劣的影響。曾被長時間肯定和頌揚的“上海一月奪權”，絕不是自下而上群眾奪取所謂“走資派”權力的革命行動，而是張春橋、姚文元策劃指揮、得到毛澤東認可的趁亂奪權的陰謀活動。從此開始，全國各地上上下下向所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總攻擊。

自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到1967年的“一月風暴”，曆時7個月，人們的視野逐漸打開了，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本來麵目。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活動，引起了老一輩革命家的極大憤慨；人們對於“文化大革命”已經帶來的災難，產生了無比的憂慮。因此，便發生了一場保衛黨的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保衛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義鬥爭。這就是1967年2月間由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領導同誌發起的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對林彪、江青一夥進行麵對麵的鬥爭。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對這些老帥和副總理們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複辟逆流”。這樣，在所謂反對“二月逆流”的幌子下，刮起了“揪叛徒”、“打倒軍內一小撮”的妖風，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揪鬥、被打倒，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大部分領導人“靠邊站”，各級地方黨組織和政府陷入癱瘓狀態。林彪、江青一夥乘機篡奪了黨和國家很大一部分權力，“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從1967年1月上海奪權開始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兩個革命委員會成立，前後20個月時間，實現了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取代了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林彪、江青一夥在各地“革命委員會”中，都安插了他們的親信。從此，全國陷入了一片混亂的局麵。與此同時，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為運動的主要方法，這是當時提倡的所謂“文鬥”。但是，在“造反有理”的幌子下，已經出現了“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虐待、毆打那些所謂“走資派”和“牛鬼蛇神”，這是運動之初出現的“武鬥”形式。1966年12月28日，在張春橋策劃和指使下，王洪文等一夥大打出手，製造了上海康平路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武鬥事件，開創了全麵內戰的惡劣先例，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首先，在上海整個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極度的混亂；接著，各地先後發生了一些大規模的武鬥，並逐步升級。

在武鬥日趨白熱化的情況下，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別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這個口號有很大的欺騙性，實際上是鼓吹武鬥的一個反動口號。

此後，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所謂“文攻武衛指揮部”、“文攻武衛戰鬥隊”等名目繁多的武鬥專業隊。1967年夏秋之間，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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