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建設(3/6)

事件急劇增長，武鬥的情況日益嚴重，不僅動用槍炮、修築工事、設置據點關卡；而且在極少數壞人的操縱和煽動下，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品物資、援外物資，炸毀鐵路、橋梁，攻奪武器彈藥庫、衝擊人民解放軍的駐地和領導機關，甚至打開監獄，放跑罪犯，殺人放火等等。有些武鬥嚴重的地區處於恐怖狀態，人民生活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整個經濟活動和社會秩序處於失控的境地。

在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情況下，經濟建設陷入嚴重混亂的狀態，國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損失。

1.領導機關陷於癱瘓，幹群隊伍被打亂

當時，各級領導機關，包括經濟管理機關，都不同程度地陷入癱瘓；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受到批判、鬥爭，被剝奪了從事正常的領導工作的權力；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的正當合理要求受到排斥和拒絕；不少有才能、有成就的學者、專家、工程技術人員遭到打擊和迫害。在全國來說，相當一段時間內，經濟工作的領導，實際上隻由周恩來等少數中央負責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努力支撐。在這樣的情況下，難以維持經濟建設正常的順利的進行。

2.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規章製度遭受批判，是非完全顛倒

在‘左”傾路線的支配下，當時打倒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妖風越刮越大，在全國範圍內所謂“大批判”的狂潮惡浪洶湧而來，矛頭集中指向所謂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經濟建設路線”。實際上，就是把我黨過去製定並行之有效的正確的經濟建設方針政策和經驗以及規章製度全盤否定，扣上“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管、卡、壓”等等罪名，一概“批倒批臭”。相反，把建國後，特別是1958年以來，我黨製定和實行過的一些“左”傾錯誤方針全盤加以肯定，戴上“馬列主義路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桂冠，一概“大樹特樹”。這樣，完全顛倒了是非，把“左”傾錯誤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3.經濟工作處於無計劃、無政府狀態

本來，第三個五年計劃隻有一個概略的綱要，並不完備，但是，從1966年還是開始付諸於實施。同年年底，也對1967年度國民經濟計劃作了安排，但是，在實際上根本無法貫徹執行。到1968年，連國民經濟年度計劃也無法製訂了，這成為建國以來唯一沒有製訂國民經濟年度計劃的年份。

經濟工作的無計劃狀態，必然導致生產建設的無政府狀態。當時這種無政府狀態，在交通運輸和煤炭工業兩個國民經濟的先行部門最為典型。

交通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日趨緊張，到了1967年上半年，由於一些鐵路沿線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使京廣線長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區、廣西柳州、桂林、南寧、東北的長春、四平地區等許多路段，不能不被迫停止通車，或斷續通車；有些地區發生搶劫貨車和軍車物資武器事件；有些地區發生拆掉路軌、破壞水塔事件等。此外，水運、公路運輸也不能正常進行，大連曾有八條船被搶劫。廈門海關港務局因派性鬥爭，無人檢查，致使英國商船到來後無法靠岸，而該船有三名病號，吃喝均成問題。“這種違犯國法、影響祖國信譽的行動”竟然發生了。交通運輸半年的阻塞，直接對國民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都發生了廣泛的影響。為了維護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1967年5月31日，中央決定，對鐵道部、交通部實行軍事管製，並且，從6月1日起，先後五次發布命令、通令、布告解決交通運輸混亂的嚴重局勢，還派了國防軍擔負護路任務。

煤炭工業部門自1967年“一月風暴”之後，便開始“奪權鬥爭”，生產指揮係統癱瘓，大批工人擅自離開生產崗位，大規模武鬥連續發生，生產急劇下降。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屬各礦務局日產水平隻達到正常水平的一半左右，比曆史上的最低水平還要低。

4.國民經濟建設全麵遭到破壞

工農業生產迅速銳減。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2206億元，比上年下降9.6%，1968年工農業總產值2213億元，比上年又下降4.2%，隻為1966年的87.3%。其中，農業總產值1967年比上年增長1.6%，1968年比上年下降2.5%；工業總產值1967年下降13.8%，1968年又比上年下降5%。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普遍減少。工業方麵，1967年同1966年相比，鋼產量由1532萬噸下降為1029萬噸，減產32.8%；煤產量由2.52億噸下降為2.06億噸，減少38.3%；發電量由825億度下降為774億度，減少6.2%。1968年同1967年相比，鋼由1029萬噸下降為904萬噸，減產32.1%；煤由2.06億噸增長為2.2億噸，但也比1966年減少3200萬噸；發電量由774億度下降為716億度，減少7.5%。農業方麵，糧食1967年4356.4億斤，比上年略有增長，1968年下降為4181.1億斤，比上年減產275.3億斤；棉花1967、1968年的產量均在4700多萬擔的水平，比1966年略有增長；其他各項農產品在這兩年間大多數都連續減產，尤其是1968年減產的幅度較大。

交通運輸和基本建設大幅度下降。貨運量1966年達13.1454億噸，1967年隻有11.0833億噸，下降15.7%，其中鐵路貨運量由1966年的5.4951億噸，到1967年隻有4.3089億噸，下降22%。1968年比1967年貨運量繼續下降，1968年貨運量隻有11.3240億噸，比上年下降6.9%。基本建設投資完成額，1967年為115.2億元，比上年下降35.3%；1968年繼續下降，隻完成94.9億元，比上年又下降17.6%。

由於生產連續下降，財政收支出現赤字。1967年國家財政收入為419.4億元，比1966年減少139.3億元，減少25%。1968年又比上年收入減少，隻有361.3億元，減少13.9%，1967年出現22.5億財政赤字。

生產建設、交通運輸不正常的情況，引起了國民收入和支出的不平衡，勢必造成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下降。本來，經過五年國民經濟的調整，生產和生活重新呈現了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但是，這兩年的大動亂，造成了人民物質生活明顯的下降。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消費量逐年減少，糧食每人平均由1966年的381斤，到1967年降為374斤，1968年隻有350斤；豬肉每人平均由1966年的14.1斤，到1967年降為13.5斤，1968年隻有12.7斤；棉布每人平均1967年為13.6尺，1968年隻有9尺。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的情況出現了。

這兩年的大動亂，同時也給人民文化生活造成莫大的損失，文教事業是“重災區”，從運動一開始，大、中、小各類學校在“停課鬧革命”的口號下陷入癱瘓，師生都被卷入這場內亂之中；學校的校舍、圖書資料、實驗室等教學設施受到極大的破壞；高等學校連續4年停止招生，研究生連續12年停止招生，高等學校在10年內亂中被削減了10.3%；整個社會刮起了一股“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風，造成了惡劣後果，深深地危害了幾代人。與此同時，文化藝術事業也遭到極其嚴重的摧殘，在大批十七年所謂文藝黑線的幌子下，全盤否定建國以來文化藝術事業的重大成就，公然否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淫威下，肆意給各種形式的文藝成果扣上“封、資、修”的帽子，文藝創作隻能陷入一條死胡同，按照他們規定的“根本任務”和“三突出”的框框來打轉，以“革命樣板戲”礎柄替一切文藝形式，這樣，“百花齊放”的局麵沒有了，隻能是“一花獨放”而百花凋零的狀況。在這種文化專製主義的禁錮下，扼殺了我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在這兩年大動亂的情況下，我國圖書、雜誌、報紙出版數量驚人地削減。圖書出版，1965年20143種，1967年隻有2925種，1968年有3694種，雜誌出版，1965年790種，1967年隻有27種，1968年尚有22種；報紙出版，1965年343種，1967、1968年隻有43種，造成廣大人民精神生活陷入極度空虛和貧乏的境地。

此外，衛生、科學、體育、新聞事業，都受到相當嚴重的衝擊和破壞，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三）經濟建設在困境中逐步回升（1969-1973年）

在大動亂中，毛澤東曾決定派出人民解放軍到各地、各部門、各單位實行三支兩軍的任務，這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作用；特別還要看到，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動亂極端不滿，迫切要求恢複正常的社會秩序，基於上述錯綜複雜的因素，從1969年起，局勢暫時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有利於經濟建設在困境中逐步回升。1969年到1973年這5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4.8%（按可比價格計算）。除了1972年由於氣候不好，農業減產之外，這樣的速度是不慢的。這種回升，是由於周恩來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廣大黨員、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共同努力，堅持鬥爭的結果，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製。但是，這種回升，也包含了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的“左”傾思想重新抬頭，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必然結果。

第一，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

根據1968年12月12日周恩來提出的關於組織起來編製1969年計劃的指示，新成立了由軍代表、老幹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共30餘人的計劃起草小組，起草了《一九六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草稿）》，並具體籌備召開全國計劃座談會。這是扭轉經濟工作無計劃，無政府狀態一次重大的努力。

1969年度計劃提出五項任務：高質量地全力保證毛澤東著作的出版，年內出版1-4卷2000萬部，語錄和“最高指示”3億冊，要動員4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力發展廣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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