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很高。”
這就是說，在鄧小平等中共領袖的腦海中，中國的現代化水平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是有區別的。不久以後，即在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談話時，將四個現代化具體量化為：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水平。他對大平正芳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總之，這一時期直到1987年以前，鄧小平反複提到四個現代化，既強調了四個現代化的可行性，也說明了實現的艱巨性。這既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誌，明確了前進的目標，又使得領導層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經過這一時期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總結，中共十三大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出發，結合鄧小平自改革開放以來所提出的重要論斷，將十二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部署作了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規定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部署。具體為：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至此，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完全形成。
四、從“工業化”向“現代化”轉變的原因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目標提法的轉變，從其當時的世界背景來看，新技術革命方興未艾；從國內背景來看，對隨著對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深入，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把握也日益深刻。基於上述背景，我們進一步來分析提法轉換的原因。
“工業國”、“工業化”的提法不完全
在“以蘇為戒”思想指導下，中共領袖通過總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重工輕農，和我國以鋼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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