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的轉變，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著。第三，任何國家都不能不考慮其獨有的曆史和文化環境。他說，一個改革方案在某個國家運轉很好，但在另一個國家則可能行不通，道理很簡單，沒有兩個一樣的國家。他同時認為，在經濟體製轉換過程中，確有一些共同點可以考慮。他講了7個特點。基辛格的結論是我們正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我們周圍的經濟生活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變化的趨勢錯綜複雜，但中心是朝向市場經濟。似乎可以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不約而同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總的來說，市場為持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向市場轉變的目標被廣泛接受，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同試圖改革的國家一樣多，顯然，沒有一個‘通用’的辦法。改革過程必須與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相一致。基辛格的這一觀點，被國家體改委主任直接遞交給了時任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市場經濟”四個字讓入世談判足足談了六年
1986年至1989年間，中國複關談判十分艱苦，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在於四個字—市場經濟。因為這四個字談了6年。
開始談判時，當時中國的不少“新名詞”讓西方人難以理解。當時談判最大的困難在於中國不敢承認自己實行的是市場經濟。當時中國對外稱實行“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製”，外國人不了解什麽用意。美國就曾在審議過程中直截了當地說，他們隻知道世界上有兩種經濟體製，一種是計劃經濟，一種是市場經濟，沒聽說過還有一種“商品經濟”，要求中方明確回答中國到底是哪一種經濟體製。中國講不清楚，講來講去，越講越糊塗。最後西方談判代表就問一個問題，“中國搞不搞市場經濟？”當時參與談判的中方代表迫於國內政治氛圍，誰也不敢講！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江澤民領導召開的十四大也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以後，中國代表團才對其他國家的代表講，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不過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即使這樣，在當時的日內瓦還是引起極大轟動，會議當即作出決定，結束對中國經濟貿易體製的審議。從此，“複關”談判進程不僅重新啟動，而且步入了市場準入的實質性階段。而此時距中國提出複關申請已有6年光陰。
由鄧小平親自開創，其繼任者江澤民、胡錦濤進一步推動市場經濟體製建設，經過十幾年的初建，已經顯示出相當威力，機製也在日益完善。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處於初步建立階段，還存在很多問題，主要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國有經濟布局不盡合理，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空間有待擴大，一、二、三產業發展不協調；分配關係尚未理順，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城鄉差距較大，農民增收的後勁不足；就業矛盾突出，下崗再就業、大學生就業、新增勞動力就業等問題日益尖銳和突出；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重要核心技術依然被發達國家掌握；市場秩序比較混亂，社會信用體係建設較為緩慢；宏觀改革落後於微觀改革，尤其是投資財稅體製改革進展不快，金融體製存在很大缺陷，金融風險較大；社會保障層次低、漏洞多、覆蓋麵不夠寬；政府改革滯後於企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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