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人”列為查處對象。浙江迅速行動起來，將“八大王”列入大案要案處理。1984年黨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後，溫州市委為“八大王”平反，個體經濟才又迅速發展起來。在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也悄然展開。由於計劃趕不上變化，往往等計劃的物資批下來時，生產季節已過。計劃安排的滯後性導致生產效率低下。1979年7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等5個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文件，國有大中型企業開始進行承包經營責任製改革。這為後來的產權製度改革奠定了基礎。福建、廣東等省有著便利的對外開放的條件，1979年50號文件正式批準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出口特區。經濟特區的興辦打開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為其他省份對外開放作了重要示範。
隨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展開，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提出了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他還闡述了“四個現代化”的內1980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黨的曆史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曆史進行了回顧和總結，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並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區分開來，為解放和統一人們的思想奠定了基礎。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命題。他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理論的提出是建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正確實踐的基礎上。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的必要性，闡明了改革的性質、任務、方針政策，指明了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方向，被鄧小平譽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為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提供了重要保障。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係統闡述了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確定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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