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官僚群來管理國家，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製衡的製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將是無法控製的。所以宏觀上有行政、監察與軍事上的三權分立，微觀上有相權的分割和每個部門的權限細分，以及各個部門之間權限的模糊和相互滲透。
雖然龐大的官僚金字塔是中國製度的基本特色，皇權的專製也是中國製度的特征，但中國的皇帝卻不是如同日本天皇那樣的虛擬君主。皇權總是力圖要將官僚體係變成實現自己意誌的工具，不斷強化自己的直接權力。從理論上講，秦漢以後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著本質的區別，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獨主，是國家所有人唯一的君主。皇帝的權力，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達到無限的，如果皇帝要一意孤行的話（隻要他不在乎丟掉祖宗的江山），其實沒有什麽力量能夠阻止他。曆朝曆代，皇帝總是試圖直接統領官僚體係，操控一切，不惜利用身邊的侍從機構，取代原本運轉良好的政府首腦機關。到了明清兩朝，皇帝甚至取消宰相製度，皇帝既為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然而，官僚製的本質規定是選賢與能的，著眼點是能力，而君主製的本質規定是世襲的，著眼點是血緣。對於如此龐大的集權帝國而言，事實上隻有強調管理者的能力，才能保證帝國運轉的正常，君主製與官僚製是相伴而生的。正如皇帝一意孤行會導致王朝崩潰一樣，明朝廢相從曆史上看，也付出了沉重的製度代價。
皇帝製度和官僚體係的溝通銜接，是傳統製度從來都難以處理的難點。皇帝和官僚們的正式接觸渠道是各種形式的朝會，大到朝廷典禮，小到日常與宰輔和群臣的碰頭會，這屬於直接接觸。而皇帝更多的是通過某種中介與官僚體係發生關係，這就是他的侍從和秘書班子，還有皇帝的親信和家人（尤其是外戚）。事實上，無論製度上是否授權，凡是處在權力中心的人，都具有影響決策的能力，更何況在皇帝周圍的人們事實上擔負了溝通內外的職責。曆史上所謂王朝的三大禍患：宦官、外戚和女主專權，實際上都跟皇帝製度與官僚製度之間的溝通銜接有關。
君主製和官僚製雖然相互依存，但並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就沒有衝突和矛盾，中國的官僚中不乏借官職謀飯碗的刀筆吏，但其中很多人從小熟讀聖賢書，將修齊治平的理想寄托在仕途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仕途不過是他們借以實現理想的工具。誠然，官僚製是皇權對士大夫的某種“贖買”，士大夫通過仕人，獲得地位、金錢和榮譽，維持他們體麵的生活。但是，傳統時代的官僚體係不僅擔負著管理職能，而且還有對社會的教化功能，使得社會生活符合王朝正統的道德倫理的要求，甚至使得民眾對皇權產生一種類似宗教式的感情，隻有這樣，在一個粗糙的農業社會裏，治理才有可能順利地實現。這種管理與教化的雙重職能，免不了導致有人會抱著致君王為堯舜的期望，指望成為帝王師，從而實現某種理想，在他們看來，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真正主角，具有學理和道德上的雙重優越，因為是他們而不是皇帝，承負著古代聖賢學說，是古聖賢的繼承人。結果，士大夫做官，往往把自己看成道德教化的體現，他們為民父母，是引導民眾走向道德正途的導師，而不僅僅是管理的機器。雇員和教化的兩種角色長期以來一直在衝突，作為官員實際上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催科（征糧、稅）和聽訟（司法審理），但為官的表麵文章卻是讓他們愛民如子，倡導“無訟”。由教化導致的“帝王師”的感覺，使得官僚體係與皇帝之間的關係總是有點別扭，直到清朝，皇帝才明確地將士大夫的野心壓下去，讓他們意識到，他們既為皇帝管理民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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