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皇帝教化民眾，皇帝甚至連教化的模本（聖諭寶訓）都予以提供，士大夫隻管照本宣科就是。士大夫將精力轉向儒家經典辭章的考據，以及具體治理技術的追求（實學），但是並沒有真正完全放棄帝王師的理想，一有風吹草動，還有可能冒出來。即便沒有這種理想的追求，官僚體製自身也存在著自己的邏輯，不可能完全按君主的意誌行事，否則這個體係將無法運轉。從某種意義上說，皇帝和官僚們一直在明爭暗鬥，此消彼長，集中體現在皇權與相權的爭鬥上，最後到了明朝，雖然皇權取得了表麵上的勝利，但皇帝自身則因這個勝利，陷入了這樣的境地：或者日理萬機，還捉襟見肘；或者幹脆撒手不管，聽任宦官的擺布。如果想過正常的生活，不是向官僚體係托付更多的權力，就是要更多地依賴行政法規，因此付出了國家機器更加低效的代價。
由於當時社會發展的狀況，國家不可能進行精密的管理，因此製度設置的本身就是粗獷的，在製度安排上預留了很多空隙，由官員自身的活動去填補，這樣才能保證製度的彈性，比較能夠適應變化。不僅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之間、下級部門和上級部門之間的關係不清晰，中樞決策機構的成員不固定，甚至決策機關在一個朝代之內也會發生變化。這個部門管那個部門的事情，這個官員管本來不該他管的事情，本來該負責的官員卻負不了責，這樣的現象屢見不鮮。但是，在任何情況下，機構都在運轉，因為古代製度本身就有處理這種複雜關係的模糊機製，存在新製度主義經濟學所謂的“隱性製度”，通過隱性製度的安排，實現政府機構的運轉。當然，隱性製度的存在，也會被官員用於為自己牟利，不過這種應用，本身也是有限製的，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官僚內部的關係緊張。另外，雖然政府機構和官員之間關係充滿不確定性，但負責基本業務的屬吏和雜役卻基本穩定，他們之間自有一套處理問題的隱性規約，一是借此牟利（他們不是沒有薪俸就是薪俸過低），二是保證公務的運轉（不運轉他們就沒錢可撈）。
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不是不能對農村社會實行軍國體製的管理，政權也不是不能下移到縣以下，秦朝曾經有在縣以下設置有俸祿的鄉官的製度安排，不僅設置鄉官，而且實行鄉間的什伍編製，嚴厲推行連坐製。秦以後，這種鄉村管理體製，在曆史的某些階段，總是有複辟的嚐試。這樣的鄉村管理，其實在短時間內，無論是對農民的管理控製，還是對賦稅的征收，都有很好的效果，隻是這種製度安排時間一長，就會暴露出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趨向，甚至達到王朝政府不堪承受的地步。所以，在中國曆史的大多數時間裏，不管統治者奉行什麽思想，主觀願望如何，對農村卻隻能實行近似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鄉官逐漸變成差役，而將空間留給鄉居的紳士和其他精英。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討論政治製度的時候，離不開“道”和“術”這兩個中國式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說，道是可以意會的、蘊涵某種理想狀態的境界，術則是實現這種境界的途徑和方法。但是，具體落實到製度和政治操作上，道則意味著文治精神，它包括重文輕武、以文官治軍、推行道德教化、重視禮儀、維護倫理型的意識形態等等；術則意味著權術，或者說權力技術，包括權力製衡的製度安排、權力監督和權力運用的技術操控等等。
文治精神是自秦漢以來每個常態的王朝所必須具備的。道理很簡單，“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中國曆史上，企圖以武力的方式維持國家的王朝並不是沒有過，但沒有一個能長久。不斷被充實的儒家理念也許對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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