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擴張用處不大，但對於維護一個分散宗法製的農業國度，卻有無窮的妙用。春秋戰國以降，雖然西周那種貴族式的完整的宗法結構被破壞了，但這種以血緣姓氏為軸心的父係宗法製的某些基本元素，卻隨著貴族社會的消亡而散落民間，成為小農生活共同體的黏合劑，再次形成平民意義上的宗法製，這種宗法製由於沒有了過去那種以嫡長繼承為特征的嚴整的梯形樹根結構，可以將其稱為“分散宗法製”。由於這種“分散宗法製”的廣泛存在，西漢初年漢武帝所宣布的獨尊儒術，從政、教兩方麵對社會都是一種適應，當然，儒家倫理的推行，對宗法製也是一種促進，使得宗族向大型化的方向發展，導致貴族社會的再生。從東漢末年開始，官僚貴族化的傾向以門閥的形式再現，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僚製已經籠罩在門閥政治的陰影之下。在官僚製的自身規律作用下，貴族化的趨勢最終還是被遏製了，中國進入了長期而穩定的小農社會，分散宗法製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父子、長幼、尊卑、男女（有別）這樣的結構性概念，成為不可撼動的文化核心，支撐著中國社會的運行與再生。正因為如此，每個正常的統治者，都無一例外地不僅要將儒家倫理捧在頭頂，而且要貫徹到社會每一個層麵。中國曆史上的幾百個皇帝中，不乏能文者，也不乏狂妄自大之徒，但社會卻始終隻有一個主導意識形態，一個教主。關鍵的是，這個教主不是皇帝本人。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是在皇帝之上的，一旦動搖了它，皇帝和他的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便會受到質疑或是挑戰。
當然，文治精神不僅僅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推行，還伴隨著國家政治以及社會活動的儀式化（禮儀化）。“天王聖明”的尊嚴，尊卑有序的秩序，權威的認同與服從，必須通過長時間的儀式熏陶和演練，才能內化為人們的不自覺行為。曆代王朝對禮儀重視的程度，不亞於財賦予軍隊；官僚體係中，負責禮儀的專門機構，隻有增加的份，而沒有縮減的可能。官辦的學校教育，學禮一直都是主要的內容，以至於到後來，老百姓一致認為，上學就是達到“知書達理”。近代中西大規模接觸之初，中國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訪和1859年中外交涉中所表現出的對禮儀問題的過分反應，實際上不過是傳統文治精神的一種過度表現。
正因為有了意識形態的推行和禮儀化製度這兩個基本要素，古代製度呈現出文官第一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了。正如閻步克先生的研究所顯示的那樣，自漢以後，儒生和文吏的結合，為官僚體係提供了成員。而事實上，在這個結合過程中，儒生的味道逐漸壓倒了文吏，以至於到後來察舉製導致通經和達禮才是進入仕途的基本條件。再到後來，官僚基本上就意味著也是士大夫；非正途（科舉）出身的人，按慣例總是被排除在士大夫的核心群體之外。至於官僚所需的操作技術，則由上不了台盤的吏和後來的幕僚承擔。
不過，文官第一的製度麵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這就是軍事製度的安排。武裝力量無論如何都是國家的支撐性要素，無論在什麽時代都是如此，古代中國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每個開國君主，都是完全或者部分意義的武夫，西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炎總是強調自己家族的“諸生”出身，還被人嘲笑過。皇帝們對於軍權，也從來都沒有放鬆過。兵者利器也，可是這利器是雙刃劍，能傷別人也能傷自己。對軍隊控製不當，輕則割據難製，重則起兵反叛。以暴製暴，采用武力控製的方式維持國家的秩序當然不是不可以，但這樣一來，難免傷及禮製和教化，建立不起皇帝和軍人之間的道德聯係，即使是身邊的親衛軍，也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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