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以回到周公為標榜的孔子的儒家也是如此，其處世和處人之道，並不盡是古禮，也有權術的成分，正因為如此，孔子的一些弟子才能比較好地出仕（做家臣）。墨家雖然不講究出仕，但他們的門徒也擁有對諸侯有用的技術，比如城防和戰爭技術。至於兵家、法家和道家，所學雖然有形而上的“道”，但基本上是在政治上適用的技術和戰爭謀略。作為政治的規劃與技術實施，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法家更是直接脫胎於儒家。自孔子以後，儒家一分為八，然後經過荀子，演變為法家。實際上，在那個動蕩的歲月，士階層早已發生分化，很多人開始從事各種行業，孔子據說做過吹鼓手，管仲經過商，百裏奚放過羊，他們豐富的閱曆和其所學結合起來，使他們成為傑出的人才，在登上政治舞台後，成為當時最耀眼的明星。在春秋五霸的事業裏起主導作用的人物，如管仲、狐氏父子、百裏奚、蹇叔、孟明視、文種、範蠡等，都是士出身，都是通過入仕，改變自己的地位，成為新的貴族。
管仲和鮑叔牙是兩個普通的士，既要自己經商謀生，又要出征打仗。這兩個人是好朋友，兩人各幫一個有希望繼承齊國的公子，鮑叔牙幫公子小白，管仲幫公子糾，約好無論誰成功，都要推薦對方。結果在爭位過程中，鮑叔牙幫的公子小白取得了勝利，是為齊桓公，管仲卻因在爭位過程中傷害過公子小白，成為罪人。但是，鮑叔牙卻堅決向齊桓公推薦管仲，說隻有他才能使齊國成就霸業，後來，齊桓公果然任用管仲為相，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管仲和鮑叔牙的行為，屬於那時典型的士階層的做派。
士的崛起從根本上顛覆了原來那種世卿世祿的官製，擔任諸侯重臣“卿”的，不僅僅是國君的兄弟，也可以是底層的士，而且越來越多的是底層的士，這些士被超拔到卿大夫的位置上以後，憑著自己的功業，再被封以更高的爵位，獲得更大的封地，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地位和命運。相應地，為了適應諸侯直接統治的需要，各國的官職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平行的三卿變成了單個的主導官員，稱為“執政”，齊國為“相”，晉國為元帥，楚國為令尹等。在地方，各國開始設置直接隸屬於國君的縣和郡，那時縣比郡大，由國君派出的大夫（楚為尹）管理。無論是各國中央的執政，還是地方的縣郡大夫，都脫離了原來的世卿世祿的軌道，開始向國君雇傭官僚轉化。
四、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
春秋曆時290餘年，100多個諸侯經過兼並戰爭隻剩下十幾個，最後是七個國家主宰了天下。比之春秋，戰國七雄又是一番局麵，各國國力更強，戰爭的強度和烈度都達到空前規模，動輒發生幾萬甚至幾十萬人規模的戰役。彼此間的競爭壓力也更大，所以各國的國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實用化的方向發展，隻要能富國強兵，往往不擇手段，傳統的道德規範進一步衰落。從儒家衍生而來的法家學說，極端性地發展了其技術層麵的要素，很好地適應了這一時代要求，因而受到各國君主的青睞。這一時期，戰國七雄均先後進行了法家意義上的政治改革，湧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公仲連、孫臏、吳起、鄒忌、樂毅、商鞅等。變法基本上以獎勵耕戰和嚴刑峻法為標誌，目標是建立專製君權與編戶齊民並存的絕對主義國家。其中以秦國的商鞅變法最為徹底也最為殘酷，因而效果也最佳。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是：1．實行社會什伍編製，在社會軍事化編製的基礎上，實行違法連坐，鼓勵告發，打破鄉裏的溫情和道德聯係。2．打破貴族世襲製，實行軍功授爵，所有人，隻能靠殺敵立功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3．強製分家，實現普遍的小農體製，獎勵農業生產，以增加國家的賦稅。4．開阡陌，墾荒地，擴大土地耕種麵積，建立廣泛的小農私有製。5．建立和完善地方區劃，以郡縣統治地方，進一步掃蕩貴族分封體製。6．遷都鹹陽，脫離舊貴族的包圍，便於向東發展。
人人皆知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實際上不是在“立信”，而是宣示一種有別於散漫的貴族時代的執法精神。無論法令多麽荒唐，就像搬一根並不沉重的木頭，從一個城門到另一個城門就會得到50金賞賜的法令，也會得到嚴格而刻板的執行。
到了戰國中葉，七雄並立已經轉化為秦國獨大的局麵，其餘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咄咄逼人的威脅。就情勢而言，六國隻有聯合一致，才有可能應付秦國的壓力，但是，六國的聯合由於各國差異和秦國的破壞，往往又很難真正實現。
蘇秦是縱橫家中有名的人物，他了解到山東六國都感受到了秦國的威脅，於是大力倡導六國聯合，共同對付秦國。他首先得到了趙國的支持，然後陸續說動齊、楚、魏、韓、燕五國君主，於公元前333年在趙國的洹水會盟，訂立盟約，一起抗秦。由於六國聯合相對於秦國而言是縱向的，所以這件事，史稱“合縱”。會盟結束後，蘇秦被封為“縱約長”，身佩六國相印，象征著六國的團結。相對於合縱，秦國的對策是連橫，即對六國進行分化，破壞其聯合，政策的主導者傳說為蘇秦的同學張儀。
經過變法，各國均建立起了軍事化的行政網絡，各國官僚機構都有所發展，地方郡縣體製普遍建立；由春秋時國人（平民）和部分奴隸轉化而來的農民成了編戶齊民，變成君主製的基石；各國的貴族勢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失去了對自己封地的軍事統治，著名的貴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趙之平原君、齊之孟嚐君、楚之春申君，雖然富可敵國，門客如雲，可一旦失勢，不去別國尋求出路，就變得什麽都不是。齊國的孟嚐君，一旦失去齊國的相位，回到封地，就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富翁，而這個富翁也是靠了門客為他營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買人心才做到的。
齊公子孟嚐君派門客馮驩到封地薛城收賬，臨行前，馮驩問孟嚐君，收了賬之後，買點什麽回來，孟嚐君說，缺什麽就買什麽吧。馮驩到了薛城之後，發現該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將手裏的債券當眾一把火全燒了，說是孟嚐君不要賬了。回來後，馮驩將收賬的經過告訴孟嚐君，說是你這裏什麽都不缺，隻缺點仁義，所以我就給你買了點仁義回來。孟嚐君聽了很不高興，但也說不出什麽來，隻好無奈地說，先生回去歇著吧。不久，齊王將孟嚐君免了職，讓他回封地薛城去。見主人丟了官，昔日的門客四散而去，隻剩下了馮驩，馮驩趕著車拉著孟嚐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歡迎，這個時候，孟嚐君才體會到馮驩當初的用心。
在戰國時期，士階層變得更加龐雜，求仕的競爭更趨激烈，縱橫家的出現，實際上說明出現了士為求得任用而自薦的風尚。原來帶有強烈貴族氣質的士的處事規則，至此徹底分化，一批轉化為縱橫家之類的功利之徒，一批則轉化為豫讓、荊軻一類的俠士，前者為求利而為人主服務，後者為義而受人驅使，此外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帶有某種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顯然，在這個時期，他們的行為往往顯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階段，原來出身平民甚至奴隸的文吏階層，在軍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開始與春秋時代的士階層混雜，原本沒有爵位的文吏通過軍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於這些人沒有土階層那種講求氣節和行為狷介的毛病，所以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國君主的賞識。
五、戰爭形式的改變與軍製的變化
春秋時期，戰爭的主要形式還是以車戰為主，而徒兵還是跟在車後邊的輔助兵，更像是出身貴族的武士的仆役。車兵都是武士，受過專門的訓練：駕車、射箭和車上格鬥，等等，戰時要自己負責全套的裝備（兵車除外），這樣的軍人不可能太多，所以西周軍製，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每軍2500人，到了春秋，戰爭規模擴大，但有兵車千乘已經是強國了，五霸之一的晉文公的成名戰——晉楚城濮之戰，不過用兵車700餘乘。隨著戰爭烈度的提高，車戰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笨重、機動性差，對道路和戰場條件要求過高。所以，在戰爭過程中，一方麵是兵車的改進，一方麵是步卒的地位日顯重要，有時，一個善戰的步卒，往往比車上的幾個武士還頂用。與北部少數民族接壤的國家，則從遊牧民族那裏學習了騎兵的形式，雖然騎兵由於馬具的不完善，還不能用於直接作戰，但機動轉移至少可以做到。這樣，到了春秋戰國之交，以魏獻子棄車從步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為標誌，戰爭形式發生重大改觀，車戰讓位於步騎作戰。步兵和騎兵對武器裝備要求不高，往往可以組織幾萬幾十萬人的大兵團作戰。趙秦長平之戰，雙方動用的兵力達到70餘萬，趙國戰敗，僅僅被坑掉的趙國降卒就達40萬。軍隊編製不再以兵車為核心小隊，而代之以更靈活的什伍製，步騎編隊各由大夫、校尉、將軍統帥。除騎兵而外，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重裝步兵成為軍隊的主力，如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這些重裝步兵的來源既有原來的貴族也有平民。由於參加戰爭成為一般人升遷的主要途徑，所以，凡是膂力強勁的成年男子，樂意從軍者不乏其人。事實上，像秦國那樣實行軍事化社會編製的國家，一個合乎條件的男人想要逃兵役似乎是不可能的，擺在他們麵前的路隻有兩條：或者從軍作戰博取官爵，或者力耕種田供應軍隊，相比較起來，前者固然有風險，但機會也大得多。
六、政治文化：從百家爭鳴到一家獨尊
春秋戰國是一個舊秩序消亡、新秩序漸生的時代，時代不僅為各種政治學說的產生提供了空間，而且提供了足夠的壓力與溫床，人們既需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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