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人循資升轉。官員臨升轉時，按例要有考察和考試，即所謂的磨勘，但實際都是走過場，過個手續，交一點資費，幾乎沒有人磨勘不過的。
4．官員的俸祿
宋代實行厚祿政策，對各級官員盡可能地照顧，讓他們過上優裕的生活。不是高薪養廉，而是高薪養士。隻要有人反映官俸低，就可能導致新一輪的加薪。官員俸祿有各種名堂，有月俸，有春、冬衣料，有每月的祿米，有職錢，有薪錢、炭錢、鹽錢、飼料錢、供應的肉食錢，還有隨從人工錢和飯費。在地方為官的還有公用錢和自身的職田，無職田者還有茶湯錢。俸祿高的如宰相、樞密使每月月俸30萬錢，俸祿低的如縣裏的主簿、縣尉也有月俸1.2萬錢，其他的補貼也基本按這個比例下發。而且，在宋朝，朝官往往有加官，即在本職官之外另加作為優待級別的官銜。凡是有加官的人，則可以按加官銜領俸錢，同時還可以領本職官的俸銀和職錢。隻是某些特殊時期，由於國家財政的困難，才會對官俸減半支給，但財政狀況稍好，就恢複原狀。除了俸祿之外，朝廷還不時有賞賜，官員稍有勞績即有賞賜來也，動輒數以萬計。
宋代對於士大夫極盡優待之能事，讀書人得官容易，官員的待遇優厚，而且得了官以後，還可以蔭及子孫。隻要做了官，一般都是隻升不降，隻要年頭靠到了，就“無災無害到公卿”。即使犯了過錯，也很少處罰，朝官犯過則罰做外官，或者投閑置散，去做管理宗教事務的官員，再大不了被貶去遠惡軍州做地方官。隻要不是謀反，從來沒有士大夫被殺的，因為宋太祖有誓，不殺士大夫，所以宋朝官員的風險特低。由於對於官員的考核和監督實際上成為具文，所以官員一般對自己行為約束很少，普遍地追求享受，公開談論待遇，爭取待遇，不以談利為恥。稍微大一點的官，不僅車馬仆從成群，而且有專門的歌兒舞伎。寇準號稱賢相，日食萬錢，還雲無下箸處。官員腐化與貪汙成為普遍現象，因為即使貪汙，也不見得會受到處罰。即使處罰，也不過是換個地方做官。宋朝的皇帝，對官僚製有著比其他朝代的帝王更深刻的認識。他們意識到，官僚體係是跟皇權捆綁在一起的，一損俱損，一榮俱榮，隻要能獲得大體安定和尊榮，保證他們過上體麵的生活，文官是最不希望王朝更迭的人群。因為王朝的更迭，他們要付出的成本，往往不可知。士大夫是中國這個選舉社會的精英，如果摧毀這個精英層，勢必導致五代十國時期那種軍閥割據、武人專製的局麵。這種局麵顯然對任何一個皇帝都是一場噩夢。所以，無論付出什麽樣的代價，隻要能保證官僚係統穩定，保證士大夫對王朝效忠，那麽王朝來自內部的威脅就會降低到最小。不僅不用擔心內部反叛，即使發生農民起義，由於沒有士大夫的參與，也成不了氣候。因此，兩宋雖然也有農民造反，但均構不成致命威脅。
一次宋神宗由於對西夏用兵的失利，親自批示要殺一個嚴重失職的轉運使，結果被宰相蔡確攔阻，無論如何殺不了。想將之發配遠惡軍州，又被宰相章悖擋了回去，還是辦不成。神宗不得已歎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第五節宋朝的兵製
強調文治精神，在製度安排上有意以文製武，以文壓武，這大體上是曆代王朝的共性。但在軍事體製內部，往往並不因此而壓扁武人，總是留有餘地，以保持軍隊係統的相對獨立，借以製衡行政勢力。但是，宋朝的軍事製度，則不是這樣。它不僅將傳統的文治精神強調到極致，使得武人完全處在文官控製之下，而且著重在軍事體製內部設置重重障礙，把軍隊束縛得緊緊的，全然無法靈活動作。隻強調效忠，不在乎效率，這是宋朝兵製的一大特色。
曆朝曆代的軍事製度，無非有兩個目標：一是能將軍隊控製得住，二是對軍隊使用得好。一般來講，在冷兵器時代，在兵為將有的情況下，軍隊作戰效能比較高，但控製係數低；在兵為國有的情況下，軍隊作戰效能要低，但控製係數高。因為，冷兵器時代的作戰，往往是血肉相搏。對於軍隊組織而言，需要將領和士兵恩義相孚，感情融洽，至少得彼此熟悉，這樣才能有較好的配合效果。古之名將和兵學大師吳起為士兵舔癰，士兵為之死戰，其實是駕馭士卒的一種方式。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個小農社會，農民習慣於生活在基於鄉土的共同體之內，有小圈子互助的本能。一旦離開了土地，變成士兵，必然模仿原來的地緣和親緣圈子，結成類似的共同體。所以，在這樣的軍隊裏，如果不重新形成一個“熟人社會”，彼此就難有凝聚力。
另外，從軍隊和行政係統的關係來看，雙方結合得緊，軍隊效能就高，反之，則後勤保障以及相關的動員措施就可能出現障礙，導致軍隊行動受限。當然，一個成熟的帝製國家，不可能將行政和軍事權力集中在一個係統之內，但為保證軍隊的有效性，兩者部分的結合還是存在的。漢代的郡、尤其是邊郡的軍政合一，唐代邊地節度使的軍政合一，都體現了這種結合。當然，這種結合對於中央政府是危險的，特別容易造成政權的動蕩，或者地方割據。不過，盡管有危險，一個合理的製度必須使得軍隊與地方行政有著適度的結合，否則就難以應付突然的危險，尤其在邊境上更是如此。軍隊與行政當局脫節的結果，隻能導致邊防軍對緊急事件應付不了，甚至難以抵擋外敵的突然入侵，不能為中央政府部署應變反應爭取起碼的時間。
事實上，無論是軍隊組織內部的兵將關係，還是軍隊組織外部的軍隊與地方行政係統的關係，都是軍事製度所必須麵對、而且需要做出妥善製度安排的。目標就是，必須保證它們之間有某種聯係性，但又要防範其可能的離心趨向。漢代的軍事製度，在這方麵做得最好。一方麵，它是兵為將有的，但隻局限在將領和他的親兵部曲範圍內，其他士兵都屬於定期為國家服役的農民，但這些服役的農民跟將領之間也有相當的親和性，隻是用分隔各個單位的方式，防止叛離。另一方麵，軍隊和地方行政當局是合一的，郡太守就是郡的軍隊首領，但這種結合又被局限在一個個郡的範圍之內。事實上，軍事製度的設置，是在兩極之間走鋼絲，一端是低效而可靠，一端是高效而易叛。偏向於哪一端，都會導致皇權的不穩甚至危機。但是，也許由於五代時期驕兵悍將的刺激過於強烈，宋朝的軍事製度安排，居然一邊倒地趨向低效而可靠一端。
1．軍隊的分類和布局
宋朝的軍隊分為中央軍和地方軍。中央軍是皇帝的親衛軍禁軍。地方軍有廂兵、鄉兵和蕃兵。蕃兵招自內附的少數民族，主要用於以夷製夷，防範邊境少數民族的騷亂，編製不定，多數情況下隻給一個名義和少量補助。鄉兵是地方有急務時，臨時招募的士兵，一般不脫離本地的鄉土網羅，編製不定，事畢則散。廂兵才是正經的地方軍隊，但不僅數量少，而且大半老弱病殘，僅僅可以供衙門使役，根本不能用來作戰。而且，沒有特別的需要，地方上不許招募鄉兵。事實上，如果沒有中央政府的特許，地方上也沒有能力招募鄉兵，因為宋代的地方財政權限甚小。地方上的軍隊如此孱弱，以至於平時連稍微大一點的團夥盜匪都對付不了。每當流竄的匪幫臨境，申報中央派兵來不及，往往就由官員出麵，以牛酒金帛賄賂對方，讓他們到別處去。
北宋仁宗年間，群盜劫掠高郵。知軍州事晁仲約知道不能抵禦，於是讓官員和當地富紳備酒肉出迎，酒足飯飽之後，還送給他們一批厚禮，群盜由此離開高郵。事聞於上後，當時的樞密副使富弼要懲罰晁仲約，但參知政事範仲淹不同意，他認為賄賂盜賊固然違法，但地方無兵無械，無從抵禦盜賊，這麽做也是無奈之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5）
福建劇盜廖恩聚眾數千，劫掠城鄉，殺害將吏，整個東南為之騷然。地方對他毫無辦法，朝廷隻得將他招安。廖恩被招安後，被授予三衙（中央軍）右班殿直，在赴三班院候差，填履曆時，一群原來的盜賊大多要填上點自己的過錯，唯獨廖恩自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沈括：《夢溪筆談》卷25）
宋朝的中央軍就是皇帝的禁軍，它實際上是宋朝唯一的軍隊。這支軍隊集中了全國最強壯的軍人，挑選的標準是琵琶腿（粗壯），車軸身，一杠棒高（五尺五以上）。凡是廂兵中有合乎標準的，都要送到中央來。禁軍最多的時候，達到120萬人。禁軍是完全采用招募的方式組成的，是徹底的雇傭軍。不過，由於宋軍戰績不佳，所以，社會上往往將那些行為不端的人送來當兵，地方官府也有意助長這種傾向，以消除地方治安隱患。所以士兵雖然身體不錯，但有流氓習氣者不在少數，實際上素質並不高，每戰稍挫即散。由於禁軍平時的管理者是沒有作戰任務的三衙諸將，他們既然不需要對戰爭負責，所以訓練難免馬虎，常常將士兵當成為他們勞作的工具，甚至將士兵租出去為商人工作借以牟利。
2．禁軍的指揮係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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