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幫助。整個元朝沒有成型的法律製度，沒有流動的官僚體係，沒有文治精神，也說不上有儒學麵目的意識形態。社會是嚴格的人種和文化意義上的等級製，國家是軍人的武力統治，官僚是世襲貴族和王公。皇帝的詔書是用蒙古文寫的。他們未對統治合法性進行過起碼的說明，也許他們認為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元朝皇帝沒有一個是懂漢文的。比較起來算是對漢文化有點好感的元世祖、元仁宗，接觸的漢人典籍也都是由漢人譯讀的，比如漢人曹元用為元世祖讀《貞觀政要》，王約為仁宗讀《大學衍義》。絕大多數的蒙古大臣，也不懂漢語，不僅不通漢文，連蒙古文也不通。元世祖討，江淮行省沒有一個官員通文墨。
所以說，元朝統治者的所謂“漢化”，最多是補遺性質的，其作用也是象征大於實質，在很大程度上，是漢人修史者的一種自我安慰。
第一節元朝的大汗和皇帝製度
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時候，蒙古人已經擁有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這個帝國雖然實際上並不統一，分成四塊，但彼此畢竟還有聯係。對於那些還在蒙古草原上的人們來說，成吉思汗開拓的蒙古帝國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是蒙古人的真正歸屬。所以，在大都的元朝皇帝，始終具有雙重身份，既是蒙古帝國的大汗，又是元朝的皇帝。作為後者，是千年王統的傳續，必須經過帶有傳統漢人儀式的認可。但作為前者，他則是蒙古人的王，是超出漢地皇帝之上的王中之王，必須經過蒙古王公貴族“忽裏台”大會的推舉，履行蒙古充滿薩滿教氣息的特殊儀式，才具有合法性。
顯然，對於元朝列位皇帝來說，蒙古大汗的位置要高過元朝的皇帝。自忽必烈開始，他們都是先到上都，召開忽裏台大會，繼承蒙古大汗，然後再回到大都，做元朝的皇帝。
蒙古大汗按道理隻能由成吉思汗的子孫做，但蒙古汗位並沒有嚴格的繼承製度。是兄終弟及，還是父死子繼？是嫡長繼承，還是傳位於賢？成吉思汗並沒有立下一個準則。更嚴重的問題是，成吉思汗這個大汗之位，固然是他自己打下來的，但也必須經過忽裏台大會的推舉。因為即使作為成吉思汗，他也必須尊重蒙古人過去的傳統，大汗必須經過全體貴族推舉，由推舉賦予大汗的合法性。成吉思汗之後，窩闊台的汗位雖然是成吉思汗指定的，但同樣需要忽裏台的推舉認可。窩闊台之後，汗位的爭奪成為成吉思汗子孫之間勢力和能力的角逐。凡成吉思汗的子孫要想圖謀汗位，就必須有足夠的貴族王公支持，忽裏台大會的召開與會上的較量，成為問題的關鍵。
忽裏台是蒙古語“聚會”的音譯，是全體蒙古貴族商議重大事務的場所，後來成為推舉大汗的儀式，一般由攝政者或者大汗生前指定的繼承者召集。漢人皇帝的繼承固然親貴大臣也要參與意見，但主要還是要依皇帝自己的意誌，而且，製度上也有相應的規定，絕對沒有推舉這一說。所以，新皇帝一般用不著討好誰。但是，蒙古大汗不一樣，誰要想坐上這個位子，必須得讓大部分蒙古貴族感覺到他是能代表他們利益的，至少得找到相當數量的蒙古貴族前來開會，而且必須討好這些會議的參加者，否則，他就做不了大汗，勉強做了，也不穩。忽裏台大會還是新汗登基的儀式，這種儀式完全按照蒙古的老規矩，彌漫著薩滿教的神秘氣息和蒙古草原宴享的熱烈氛圍。
當然，蒙古大汗也是中原王朝的皇帝。作為以中原王朝的正統自命的繼承者，他們也學了一些漢人儀製，建宗廟、設年號、立廟號、刻玉璽，還製定了一些不夠完整的朝廷禮儀，借以說明他們是王朝傳續的正統。
不過，漢人的儀製，還是被打了很多折扣，朝會是蒙漢規矩混雜。
忽必烈建國之始，並無國號，跟從前一樣，隻稱蒙古。至元八年，才采用漢臣劉秉忠建議，建國號為“大元”，取《周易》“大哉乾元”之義。
元朝的皇後，不像漢人王朝那樣，一個時期隻有一個，而是同時有好幾個。每個皇帝一般都有五六個皇後，有時往往以正宮、大皇後、次皇後、三皇後這樣的稱謂加以區分。
第二節元朝的中央行政體係以及決策機製
元朝的中央行政機構的設置，基本上因襲金朝製度，實行一省六部製，隻不過將金朝的尚書省換成了中書省。另外，負責軍政的依舊是樞密院，但不像宋朝製度，樞密使與丞相同為宰輔。元朝的樞密院一般不涉及行政事務，而是專管軍隊，屬於一個單獨的係統。在基本行政架構之外，除了前人所設的各種附屬性質的監、寺，元朝還設置有專門負責蒙古事務的機構，分管各部蒙古領地。除此以外，元朝的太後、皇後、諸皇子擁有各自的領地和事務。管理這些事務的機構，也都列為政府機關，與諸監、寺並列。元朝負責供應宮廷的器皿服飾的部門有好幾個，其中管理工匠的部門將作院特別龐大，下設各種分門別類的手工業部門，分工特細，如專管玉器的玉局提舉司、負責金絲工藝的金絲子局等等。負責文翰等事的專門機構也有好多，有翰林兼國史院，有蒙古翰林院，還有秘書監、集賢院、奎章閣學士院，這些機構主要用來安置各族（主要是漢人）的讀書人，讓他們起谘詢或者點綴的作用。元朝還設置了專門管理宗教事務的機構，即宣政院和大禧宗桎院，這顯然跟蒙古人對於宗教相對包容的態度，以及作為世界性大帝國、各種宗教大規模湧人的局麵有關。
盡管機構繁複，但元朝的製度化程度並不高。即使核心機構，也存在幾興幾廢的動蕩。為了強化稅收，尚書省凡三次“複辟”，每當“複辟”發生，中書省的職權就悉數歸到尚書省。這樣一來，往往引起整個體係的反彈，結果再撤掉尚書省恢複舊製。這說明蒙古人建立的王朝政府，其實並不太擔心其製度架構的不穩定，往往為了某項臨時任務，或者臨時動議，就能夠將核心機構輕易變更。
元朝的中書省等於是最高宰輔機構。中書令為首相，其下為左右丞相（元代右為上）、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以及參議中書省事。這個機構裏，首相和左右丞相一般為蒙古親貴壟斷，其餘的人員也以蒙古人和色目人為主，漢人和南人（南方漢人）很少在其中出現。漢人即使進入中書省擔任要職，其地位也不高，甚至可以說，跟蒙古貴族比起來，他們隻是奴才。漢人楊居寬和郭佑位為參知政事，但是同列的蒙古大臣居然可以叫人打他們的耳光。如果政務出了問題，首先被懲罰的就是漢宮。
元朝的六部機構特別龐大，是所有行政事務的總匯機關，隻有兵部不負責軍隊事務，隻管理與軍事有關的工匠事，以及軍糧的運輸。其中戶部和工部最為龐大，各轄十數司，工部所管的官營手工業尤其繁雜。但所轄各司的名稱很有意思，往往以創始人的名字命名，如中山劉元帥局、深州趙良局等，反映了元人在製度設置上的隨意性。
盡管元朝的中央政府，機構龐大、官員眾多，但實際上它們隻是執行機關。真正的決策者，往往在這個官僚體係之外，它們一個是忽裏台會議，一個是怯薛集團。而以後者最為重要。忽裏台大會前麵已經提過，這是元朝皇帝作為蒙古大汗真正的決策機製。凡是重大事務，都要通過忽裏台的商議和通過，沒有一個皇帝敢於忽視忽裏台的意見。但是，忽裏台會議畢竟不常開，一般經常性決策，還是怯薛集團在起作用，或者是怯薛宰輔共同起作用。怯薛又叫怯薛歹，是蒙古大汗的親衛。在成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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