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時代，作為大汗的他就組織了一支一萬人的衛隊。他規定，所有蒙古部落那顏（首領）必須將自己的兒子中的一個派到他的身邊做衛士。開始具有人質性質，後來由於怯薛地位高，待遇好，所以做怯薛的人都很忠實於大汗，變成了鐵衛隊。這種衛士，蒙語叫做“怯薛歹”。這些衛士對鐵木真極其忠誠，分成四隊晝夜護衛著他。打仗的關鍵時刻，鐵木真往往將怯薛派上去，幾乎百戰百勝。這些怯薛地位很高，一個一般的怯薛，地位甚至比千戶長還要高。怯薛既是衛士，也是侍從。自鐵木真開始，大汗自然要聽忽裏台會議上貴族的意見，但同時有事往往更樂意聽怯薛的看法。就算是怯薛不參與決策，由於他們負有傳遞諭令、出納王命的使命，所以，權力也大得很。各個要害部門，往往都設有怯薛監政，因為他們的地位有點類似於曆代的宦官，深受皇帝的信任，可他們卻比宦官地位尊貴，所以在政府中顯得尤其跋扈。不僅如此，怯薛出身的人，在元朝被稱為“大腳跟”，是最有來頭的人，往往從衛士的位置上退下來，就擔任最重要的職務。
忽必烈時代，在著名的奸相阿合馬因政治鬥爭死後，忽必烈任用善於理財的漢人盧世榮擔任中書省右丞，實際上負責中書省工作。幾個月後，又因事將他下獄，在關了盧幾個月後，忽必烈問近侍，對盧案處理的意見。近侍說，聽人反映，盧世榮的罪已經定了，卻還關在牢裏，白白浪費國家的囚糧。於是忽必烈就下令將盧世榮殺掉，將他的肉喂宮裏養的老鷹。由此可見元人為政的隨意殘忍和怯薛的分量。
第三節元朝的地方行政係統
元朝的疆域是曆朝曆代中最為廣闊的，因此在地方行政管理上，也最為粗獷。這種粗獷集中的表現就是行省的設置。金朝也有行尚書省的設置，但一來不是全局性的，二來也是臨時措施。元朝繼承了這個體製，並將之固定化。在蒙古草原之外的統治區域，除大都周圍的“腹裏”外，元朝設置了十個行省。所謂的行省，就是“行中書省”，屬於中央政府中書省在地方的派出機構。本來，“省”的稱謂是宮禁的意思，當年設置三省，本是君權集中的體現，但是隋唐以後，省的設置逐漸脫離了原本宮廷附屬機關的本義，變成純粹的行政機構。到了金元，又進一步演變成了地方建製的代稱。
行中書省是地方最高行政機構。人員參照中書省，設置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參知政事。他們在名義上屬於中央官，但對於地方所有政務都可以管理。行省一級，還設有幾個平行機關，有行禦史台、宣慰使司、肅政廉訪使司（管刑獄和監察）、儒學提舉司（管學校和祭祀）、都轉運鹽使司（專管鹽課）。其中，宣慰使司也是省一級大行政區的行政機構，職權幾乎跟行省一樣，卻受行省管轄。自從行省成為一級地方區劃以後，“省”這個概念就由原來的中央屬性，變為具有地方意義的單位。這個無論如何都過於龐大的地方建製單位，後來被明清兩代繼承下來，延續至今，使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地方行政單位。行省的劃分，當初隻是一種跑馬圈地的感覺，簡單地將地方分成大塊，並沒有考慮區域內經濟文化的關聯性，比如將經濟文化聯係密切的長江三角洲一分為二，江南為江浙行省，江北為河南江北行省。將長江中遊聯係密切的兩湖（洞庭湖、鄱陽湖）流域分屬兩省，湖廣與江西，而將珠江三角洲歸屬江西。這為後世經濟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隱患。
行省之下基本上沿襲金製，設置路、府州和縣三級行政區劃。路設總管，府設府尹，州設州尹，縣設縣尹。不過，三級政府在最高長官之上均設達魯花赤，蒙古語“鎮守者”的音譯，一般由蒙古人擔任，具有最後的裁決權。實際上，達魯花赤是作為地方官的監視者出現的，什麽事情都不做，但什麽都可以管。元代有直轄於省的府州、直屬於路的縣，也有不設路的府，還有屬於府、州的縣，有的府、州隻有一縣，也有不設縣的州，有的縣在此處卻屬於其他州管轄。總之，元代不僅行政區劃的層級混亂，而且統轄不一，是厲代最混亂的地方行政體製。
這種混亂部分來源於草原帝國的領主式地方管理形式。在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之後，實行各個層次的那顏（貴族）類似分封形式的管理方式，每個那顏都有自己的領地，負責領地的全部事務，對於所管轄的百姓有生殺予奪之權。在進行廣泛的征服以後，對於新占領的土地，隻要滿足蒙古統治者“六事”，即“人覲、納質、獻戶口、助軍、納貢賦、置達魯花赤”，往往聽任地方上有力者割據。就是說，如果有能力控製一方的人，隻要能親自到大汗所在地朝覲，以子弟為人質，上報所轄地的人口數，為蒙古軍出兵助戰，交納賦稅和接受蒙古人派的監視自己的達魯花赤，就可以獲得類似於西周時期諸侯一樣的地位和權力。無論這些有力者是原來的地方官、守軍將領，還是土匪惡棍。這些“諸侯”所控製的地方往往大小不一，犬牙交錯，甚至據守此地者，在彼處有塊飛地。這種情況雖然在忽必烈稱帝後，經過整頓有了改觀，但並沒有徹底解決。因為在整個漢人區域，除了原有的割據痕跡外，還充斥了蒙古貴族的封地，這些貴族以“投下主”的形式占據領地，實際上將地方官視為他們的辦事人員，無論怎樣整頓地方，都必須遷就他們的利益。所以，元朝的地方區劃，就形成了這樣混亂的局麵。
第四節投下分封製度
前節說過，蒙古人在草原的時候，實行的是領主分封製，不過，這種遊牧民族的分封製，跟西周的分封有所不同。西周分封製的內核是宗法製，而且貴族有相應的文化修養，配套相應的禮儀製度。蒙古的分封不僅沒有西周分封製的文化色彩，反而帶有特別強烈的軍事意味。每個領主存在的意義主要是為大汗提供兵員。這種製度隨著蒙古的征服，推及歐亞大陸，原來的金、宋之地當然也不例外。隻是由於這些地區原本存在著更為先進和合理的製度文化，這種製度文化更適合於當地管理和賦稅征收，而作為征服者的蒙古人，出於實際利益需要，也不得不對這種文化有所妥協，結果是形成了分封與州縣兩套製度並存的局麵。
蒙古人從滅金到滅宋統一華夏的期間，統治者不斷進行分封，幾乎所有華夏的土地上，都存在蒙古的領主。分封的對象一般是大汗或者皇帝的宗親、蒙古貴族、功臣以及皇後、公主以及駙馬。由於元朝的皇帝必須經過貴族大會的推舉和擁立，所以，盡管分封製對於中央集權有諸多不利，但由於蒙古貴族的堅持，分封卻隻能進行下去。
關於“投下”一詞的來源，現在學界還有爭論。有的認為來源於契丹人的“投下軍州”，即契丹人的貴族領地，有的認為就是漢語詞匯，“投下”即為“頭下”，頭領名下。還有的認為投下是蒙古人“愛馬”即份地的意思。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幾種說法裏，“投下”實際上都含有分封和食邑的意思。
投下分封製度的存在，意味著一個個大小封建領主的存在。投下主對於封地，具有絕對權力。雖然在法律上，投下的封戶還是國家的編戶齊民，投下主對於他們隻有經濟上的權利，而封戶對於國家依然負有義務，但實際上，各個投下主都把自己的封戶看成屬於自己的農奴。他們不僅在各方麵嚴加控製，而且經常索取超過規定的賦稅，強加給封戶各種勞役，封戶的訴訟也由領主包管。對於那些整個州縣都在一個投下主名下的地方，自然地方全部事務都由投下主包辦，地方官自然成了投下主的辦事人員。而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