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的份額非常小，動一點錢都得報中央政府批準。從朱元璋給這個機構起的名稱上看，無非是傳達皇帝的詔令，強調的是君主的絕對權力，不鼓勵地方行政的積極性。
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從二品，屬於省級最高長官。其下有左右參政各一，從三品，左右參議各一，從四品。鑒於省所管轄的區域比較大，因此，由參政和參議分口管轄，負責府縣（屬於“塊”的方麵）和負責特種專項事務（屬於“條”的方麵）。分管地方的叫分守道，分管專項事務的則以所管事務命名，如督糧道。他們有的駐省，有的則駐在下麵的府縣，後來人們幹脆稱之為“道台”。道不算一級政府，屬於省級派出機構。
其次是提刑按察使司。這個機構負責一省的刑獄和監察，設按察使一員，正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再加員額不定的僉事，正五品。副使和僉事屬於按察使的副手，但在實際工作中，主要擔任分巡地方的任務。跟布政使司一樣，他們的分工也有屬於專項業務的（條）和分管地方的（塊），分管地方的叫“分巡道”。後來，由於對某些地方治安的特別重視，特意在這些地方設置兵備副使，負責此地的治安，被稱為“兵備道”。後來，兵備道在各省普及。
其三為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司又稱都司，負責一省駐軍的管理，如平時的訓練、屯田、軍籍等事務。都司設都指揮使一員，武職正二品；同知二員，武職從二品；僉事四員，武職正三品。由於各個衛所駐紮各地，一邊屯田一邊駐守，往往各成體係，因此，都司用不著派副手下去分管各處。
這種地方行政分權體製，設置的原意是想讓它們相互牽製，避免尾大不掉、地方專權，同時強化分工，使其能夠各司其職。分權之後，部門之間的牽製功能的確發揮得很好，各個部門權力都受到了壓縮，誰也難以獨自決定任何一件稍微大一點的事情。本來地方事務就是相互交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賦稅的征收，難免碰到行政、民事管理，更是難免民事糾紛。分工管理固無不可，但缺乏統一的協調則事事滯礙。中央政府六部各有各的“條”，對下麵都是條條管理，各管各的業務，每個中央部門都要跟三司打交道，彼此交叉。按察使負責地方治安，手裏卻沒有兵（古代無警察），必須借助都司；而都司調兵又要經過都督府和兵部；治安事件的處理又必須跟布政使管轄的地方官協調；如果需要動用糧草，又必須經過戶部。三個機關各自獨立，誰也管不了誰，遇事互相牽製，結果誰也不聽誰的，什麽也辦不了，行政效率極低。
這種體製一確立，馬上暴露出一係列弊病，尤其是在邊地有事的地區，問題就更加突出。隻是明初實行藩王鎮邊的製度，所以邊境問題還不至於危及大局。永樂以鎮邊藩王的身份，篡了建文帝的位，藩王鎮邊製度當然不能再實行了。於是，邊地的危機馬上突出起來。各省的三司，根本無法協調處理少數民族的騷亂。於是，永樂開始向邊地派遣鎮守總兵和鎮守中官（太監）。永樂之後，又開始加派文臣巡撫各地。久而久之，文臣出鎮地方成為定製，鎮守總兵、中官和文臣因為都是中央派出官員，因而淩駕於三司之上，號稱“三堂”。由於三堂之間又出現了協調問題，於是逐漸鎮守中官退出，總兵地位下降，而文臣則以巡撫名義在各省長期存在，巡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省級負責人。三司在事實上下降為省級的業務部門。另外，當出現緊要軍務的時候，朝廷還派出可以統率數省的總督，統一指揮調控各省的軍政事宜。
由於這種體製是從臨時性派出機構演化出來的，巡撫體製在明代總的來說，還是有點混亂。既有因某一事項派出的巡撫，也有專門負責一省的巡撫，還有管理某些特殊省份以下地區的巡撫。有人將明代的巡撫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省級最高長官，像廣東、浙江、福建、河南、山西、山東、陝西、四川、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的巡撫均屬之。第二類是準省級建製的最高長官，如鳳陽、應天、順天、保定、遼東、寧夏、甘肅、延綏巡撫均屬之。其中鳳陽由於是朱元璋的老家，特設一個準省級建製；應天管轄的是南京的直隸府州；順天管轄的是北京的直隸府州。遼東原是山東轄區，因對付滿人崛起，特設巡撫單獨管理。寧夏、延綏、甘肅原屬陝西的三邊地區，為了邊防需要，分別獨立為準省級建製。第三類為南方少數民族特區，南贛、鄖陽、鬆潘、偏沅四巡撫屬之。第四類是在戰時非常時期的變態，即為了抵抗入侵的特別需要，在一些戰略要地特設巡撫強化抵抗能力。宣府、大同、天津、登萊、安廬、密雲、淮揚、承天巡撫屬之。（參見杜婉言、方誌遠：《中國政治製度通史》，第9卷，208～20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無論何種巡撫（包括因特殊原因設置的總督），在名義上都是中央的派出官員，在國家的正式編製上，並不存在這樣的地方官員，更沒有他們屬下的衙門。巡撫最初的主要職責有兩個，一是強化軍事，二是整理地方吏治。絕大多數巡撫都帶有兵部官銜，而從四類巡撫的設置看，大多數帶有強化當地軍事力量的意思。同時，巡撫往往帶有都察院（監察機關）的官銜，之所以分巡地方，就是為了監察地方官。但是，很快就由這兩個權力衍生為管理一切事務，變成了實際上的地方最高長官。隻是在明代，督撫還不夠穩定，不算常設官職。
2．府、州、縣
府的地位相當於唐朝的州，屬於明代二級地方建製。府設知府一員，正四品。屬官有同知、通判、推官和儒學教授、訓導等。明代的州分為兩等，一為直隸州，直屬省管轄，地位與府相同，但轄區要小得多；一為屬州，與縣相當。州設知州，兩種性質的州都官階正五品。屬官有同知、判官、儒學學正、訓導等。縣是基層政府，設知縣一員，正七品，屬官有縣丞、主簿、儒學教諭、訓導等。明代地方還設有驛站、巡檢司和稅課司。驛站有驛丞，負責官方的來往公文傳遞，官員的往來接待，巡檢司設巡檢、副巡檢，負責捕盜。稅課司設大使、副使，負責來往行商的稅收。以上均為九品或者不入流的小官。縣級政府，事實上跟前麵幾個朝代沒有多少不同。
第四節明代的學校與科舉製度
朱元璋雖然是個出身草莽的遊民，但卻深知儒學對於統治的重要。稱帝之前，打下文人薈萃的浙西地區之後，他一邊延攬儒士，一邊著手恢複學校。當了皇帝後，特別重視儒學傳統的恢複，立即開始在全國設立學校（官學），地方政府設置具有官員性質的訓導和教諭。同時，在首都南京設立國子監，招收各地優秀的學生入學，從國子監的優秀學生中直接選拔官吏，以救開國人才匱乏之急。
由於元代是個對儒學、士人和科舉都不重視的朝代，有比較長時間的荒廢，加上易代之際的混亂，整個國家儒學之士特別缺乏，不僅沒有學生，連有資格教學生的人都難找，老百姓一時也沒有興趣求學。為了迅速填補這種人才缺乏的空當，鼓勵人們上官學讀書，政府製定了一係列優惠政策。學生不僅可以免去差役，減免賦稅，而且還可以享受補貼，“日給廩膳”。同時，朱元璋讓國子監加緊培養，把其中能夠勝任教學的學生派到各地擔任教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督促國子監學生用功讀書，朱元璋親自上陣督促檢查，對監督不力的國子監官員嚴加懲處，不規矩的學生甚至因此掉了腦袋，腦袋還被掛在監外示眾，以警示他人。朱元璋親自為國子監製定了監規，下令將監規不僅刻石立在國子監，而且每個府州縣學都將之刻成石碑，立在明倫堂（學宮裏的建築），作為永世之法。
國子監的校規非常嚴厲，犯規一次，記錄在案；犯規兩次，打竹篾5下；犯規3次，打10下；犯規4次，開除，充軍，最嚴重的可以殺頭。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國子監學生趙麟因受不了虐待，寫了一張無頭帖子，抗議施虐的教師，被查出後定罪“誹謗師長”。本來按校規，這等罪過應處刑杖一百，打不死再充軍發配，然而朱元璋為了殺一儆百，竟然法外加刑，將趙麟殺掉，並在國子監門外豎立一長竿，將趙的腦袋砍下來掛在竿上示眾。（參見周道祥：《江南貢院》，23頁，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9。）
隨著明朝統治的逐漸穩固，科舉製度走上正軌，學校製度也穩定下來，人才不再那麽缺乏，不再需要從國子監直接選人，此後國子監地位下降，原來作為國子監主要生源的歲貢，逐漸演化成為國家正式科舉選才的一項補充。隻要是地方選拔上來的優秀生員，就可以直接進入仕途（主要是做教諭和訓導）。而一般的監生，無論官宦子弟的蔭監還是納捐得來的例監，基本上跟地方官學學生一樣，具有相同資格，可以參加舉人考試。
明英宗正統年間，中央政府開始在各省和準省級建製設置提學官。提學官由於是皇帝欽命的，因而又被稱為“提學憲臣”和“學院”，具有欽差的性質，無論品級如何，均與督、撫以及布、按二司平起平坐，而且人們還要對他表示十分的尊敬。提學主管當地的學校事務，主要工作是主持官學的入學考試。不論考生年齡大小，一律被稱為儒童或者童生，所以這種考試又被稱為童試。在沒有學院之前，童試隻需通過當地的府、州縣考試就可以了（上哪一級學校就考哪級的試）。有了學院之後，童試逐漸演化為三級。第一級為縣試（知縣主持），及格後考府試（知府主持），府試及格後參加提學主持的院試，院試合格，則成為正式的官學學生，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進入了士的行列，可以享受國家賦予的種種特權，減免賦稅，不服徭役，見了知縣可以不用下跪，自稱“學生”。犯了法，在沒有革去資格之前，不能對其動刑。
生員又分為三個等級，資格最老、平時成績也好的稱為廩生，由國家定期發給補助；其次為增生，沒有補助，但已經有資格為童生參加考試作保；第三是附生，屬於新進學的生員。增生和廩生都有一定名額，需按資格和平時成績遞補。事實上，每次生員的錄取，各省也是有固定名額的。因而地方不同，考試的難易和錄取的比例也不同。文風熾盛的江南，比起西南的貴州和雲南來，考上生員的難度要大得多。
明清時節，貴州荒僻，讀書人不多，省裏的學額往往填充不滿，所以秀才考試特別鬆。盡管如此，考生依然難以完卷。一次，一個考生在做了破題和承題之後，隻寫了“且夫”兩字，也被錄取，說該生已有起講之意，實屬難得。而同時期的江南地區，熟練八股的考生擠破了頭，也難以得一秀才。
此外，提學還要對已經考取的生員在三年內進行兩次全省統一考試。第一次叫“歲考”，按成績，生員升級或者降級，成績太差的要被開除。第二次叫“科考”，在鄉試之前舉行，按成績決定哪些人可以參加舉人的考試。不過，時間一長，除了入學考試外，歲考和科考逐漸流於形式。歲考隻決定升級，不再降黜生員，而科考更是閘門大開，參加考試的人數越多越好。
生員本不算正式科舉程序中的一個台階，但由於學校製度已經與科舉選官製度捆在了一起，取得生員資格，是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的一個必要的前提，加上取得生員資格又有諸多優待，所以，人們就習慣地將童試作為科舉考試的第一個階梯。
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上說範進中了秀才，老丈人胡屠戶拎了一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怕女婿地位提高看他不起，預先教訓他不許在他的同行麵前充大，但“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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