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特別提到了劫夫。張敏媛稱讚劫夫在抗險救災中不僅是戰鬥員，還是指揮員。乘務員有拿不準的事，就找他商量。洪水退去後，列車上開慶祝晚會，乘務員們合唱了一首《列車員之歌》。劫夫聽過後，拍手叫好，還把歌詞改了改。回到沈陽後，他又專門來到乘務組，為這首歌重新譜了曲。
12次列車與洪水搏鬥的事跡，也深深地感動了劫夫。乘務員與廣大群眾同心同德，眾誌成城，不畏艱險，共渡難關，這是多麽雄壯的氣勢、寶貴的精神啊！一種強烈的創作衝動湧上了作曲家劫夫的心頭。
然而，由於政治氣候和身體健康的原因，此後幾年，劫夫的音樂創作陷入了幾乎停頓的狀態。直到1962年，他頭上的“右傾”帽子被摘掉後，才重新煥發出藝術的青春。他先創作了一首《哈瓦那的孩子》，接著又開始構思《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的創作靈感，不僅源於12次列車抗洪搶險的經曆，也有劫夫對我國人民的三年困難時期咬緊牙關、披荊斬棘的體驗。和劫夫以前的創作一樣，他又在尋找積極的時代精神。他認為，共和國剛剛告別艱苦的災難的三年困難時期，新的作品應是表現出人們矢誌戰勝天災人禍，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的心曲，所以，它將是一首戰歌，一首進行曲。劫夫將自己的作品作了這樣的定性。1963年3月，歌曲基本完成了，但歌名暫時沒有確定，也沒有副歌。
恰在這時，周恩來總理到遼寧視察工作，在一次晚會上聽到了劫夫創作的這首歌。他覺得不錯，但還可以“更上一層樓”，於是，晚會結束後，他讓劫夫到自己住處談一談。周總理首先肯定了歌曲的基調，然後指出，要進一步體現時代精神，體現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的風貌。
周總理的一番長談，使劫夫深受啟發和鼓舞。回去後，他對歌曲的詞、曲都進行了修改，加了副歌，並把周總理的原話“意氣風發、鬥誌昂揚”用到歌詞中，最後定名為《我們走在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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