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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不了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革命本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曲折性和長期性,因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曆史階段的任務和界限,主觀上急躁地要超越民主革命的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導致他們混淆敵我,弄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把團結的對象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視為敵人,把反帝反封建與反資產階級並列,把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味排斥和打擊中間勢力。嚴重低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農民在反封建鬥爭中的決定性作用,提出打擊富農的方針,在革命道路上,不願從事艱苦的農村工作,提出以城市為中心,將準備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共產黨最主要的任務,要求弱小的紅軍攻打敵人力量雄厚的中心城市。對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進行排斥和打擊,毛澤東同誌的許多正確理論,被指斥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結果造成黨在城市中的組織損失幾乎100%,丟掉中央蘇區等根據地,紅軍被迫長征,到長征結束時,30萬紅軍銳減為3萬餘人,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樣會出現由於錯誤的指導造成的曲折,“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由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忽視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而出現的嚴重的錯誤實踐。諸如此類的曲折,都是我們應該努力避免的曲折性。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曲折性,我們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努力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對於客觀原因造成的曲折性要有走曲折之路的充分準備,對於主觀原因造成的曲折性,應盡量避免。該走的曲折之路一定要走,不能圖省事,主觀上幻想少走曲折,結果會走更大的曲折之路。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的事物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是客觀的規律,事物發展的曲折道路是非走不可的,可以說,這條曲折的路就是捷徑,走該走的曲折之路等於走了一條距離最近的路。如果不想走這樣的曲折之路,一心想走直路、捷徑,隻能欲速則不達。在這個問題上,按辯證法辦事,遵循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波浪式前進的規律,才能減少因主觀失誤造成的曲折。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要經曆漫長的時期,絕不可能像“大躍進運動”時期所喊的口號那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企圖抄更近的路,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結果非但跨不過去,反而倒退回來,還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不應有的嚴重損失。到社會主義的捷徑隻能如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要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長期不懈地努力奮鬥才有可能實現。
三、在繼承與創新中正確對待傳統文化
辯證的否定觀認為,肯定不是全盤接受,否定也不是徹底拋棄,這與形而上學的否定觀根本對立。形而上學的否定觀認為否定不是事物的自身內在矛盾推動的自我否定,而是外力偶然強加於事物的結果,把否定看成是完全偶然的甚至是主觀任意的否定,看成是對事物的消滅,是發展的中斷。它們以孤立、靜止的觀點看待肯定與否定的關係,把肯定和否定絕對地對立起來,認為肯定就是絕對的肯定,就是肯定一切,否定就是絕對的否定,就是否定一切,全盤拋棄。這種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堅持辯證的否定觀,就要對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態度。否定什麽、肯定什麽,批判什麽、繼承什麽,都要從實際出發,進行具體分析,反對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特別在對待人類文化遺產問題上,更應該采取辯證否定的方法,堅持批判地繼承的原則。
毛澤東同誌早就把辯證否定的觀點應用於對文化遺產的分析上,提出對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批判地繼承和吸收,對外國文化也要采取同樣的態度。他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 我們應當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但這種繼承絕不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而必須將其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他把這種方法概括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既要反對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曆史虛無主義,又要反對全盤肯定傳統文化的複古主義。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對當今的中國和世界依然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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