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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形成的優良傳統文化主要有：自強不息的奮鬥進取意識、厚德載物的道德追求、革故鼎新的創新意識。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斷地去求新而不懈怠；直觀、內省的非邏輯性思維，強調從大量經驗中以內心的體驗、直觀、頓悟來把握客觀對象；和諧統一的思維旨趣，思維上追求協調、互補、係統、整體、中庸，達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境界等。它的缺陷和陳舊的傳統也是明顯的，如缺乏科學的、邏輯實證的思維傳統，不太強調對自然界的探索和認識，缺乏嚴密的邏輯分析和推理，難以形成科學的理論體係；在保守、內向的自我封閉性思維的長期封建統
治下，“三綱五常”的倫理觀念壓製著人們創新思維的積極性，崇拜聖人，服從權威。“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等格言也從反麵說明了思維的保守性和封閉性的傳統。
如何對待民族的傳統文化？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也是曆史上多次爭論的問題。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及其代表者孔子在曆史上的遭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曆史上尊孔的人采取了全盤肯定的態度，反孔的人也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漢武帝時期，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號稱實施仁義之治，開始了把孔子抬上祭壇；西漢元始元年漢平帝劉衎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元宏稱孔子為“文聖尼父”；隋文帝楊堅稱孔子為“先師尼父”；唐太宗李世民尊孔子為“先聖”；唐高宗李治稱孔子為“太師”；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為“文宣王”；宋仁宗改文宣公為衍聖公，後代相沿不改；元朝成宗加銜“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世宗嘉靖尊孔子為“至聖先師”；清朝順治世祖尊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宋儒稱讚孔子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到了近代，特別是到五四運動前後，尊孔與反孔更是針鋒相對。辛亥革命的爆發，不僅結束了在中國統治267年的清朝，也終結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統治。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同時，亡清皇室貴族頑固派的周圍，結成了一個帝製複辟集團。1913年春，在前清遺老們的策動下，江蘇揚州“尊孔崇道會”在孔廟舉行祭祀典禮。1913年8月下旬，在山東曲阜召開的孔教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又舉行了更大規模、更為熱鬧的祭孔活動，再次把孔子思想捧上了天。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康有為，更是儒家學說和君主帝製的熱情鼓吹者，不斷講述中國的帝製傳統，以及孔子之道為萬世不易的法則。
與此針鋒相對的是一股強烈的反孔思潮，逐漸演變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性口號。在1916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易白沙發表的《孔子平議》一文中，係統地批評了孔子思想中的弊端，號召人們破除對孔子思想的盲從與迷信，爭取個性自由與思想解放。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在《新青年》上也接連不斷地發表反孔排儒的文章，認為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中國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必須廢止孔子的儒家思想。魯迅以小說為武器，他在《狂人日記》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儒家的所謂仁義道德實質就是“吃人”二字。不久，被胡適稱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在《新青年》雜誌發表《吃人與孔教》一文，文中說到：“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這就把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歸結為“吃人”，吃人就等於禮教，禮教就等於吃人，認為曆代統治者鼓吹孔子的本質在於：信奉孔子是假，維護統治是真。因此給以徹底否定。
曆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儒學熱開始席卷神州大地，各地的“尊孔讀經”活動一浪高過一浪，其熱情程度，恍如六七十年代的“破四舊”和“批孔”那樣。絲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讚成者眾，反對者眾，曆史似乎在不斷地上演著同一幕。
細究曆史上的尊孔與反孔，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從思維方式上看，都是抓住一麵，不計其餘的形而上學否定觀在起作用。如果不破除這種錯誤的思維方式，樹立辯證否定的思想方法，像毛澤東同誌講的“古為今用”、“剔除糟粕”、“吸取精華”那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在繼承和創新中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那麽，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及孔子的學說，還得繼續爭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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