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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ED選出自己新的總書記時,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運動已麵臨危殆,形勢一天壞於一天。年僅52歲的總書記克倫茨,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和不斷惡化的政治局麵,將怎樣展開自己的工作,將如何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這可能是所有關心上世紀末社會主義命運的人所急切知悉的。自然,我是他們其中之一。但我也深知,此時,曆史留給年輕總書記的機會,的確已經不多了。
等待終於有了結果。令我尤為興奮的是,同克倫茨總書記見麵的時間,剛好是黨的十七大召開前夕。由於時差原因,此時國內大會已經在倒計時了。顯然,克倫茨總書記知道這個時間對中共黨員的意義。所以,他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馬上就到了你們黨代表大會召開的日子。現在可能所有中國共產黨的黨員都在期盼著這個事情。
身在國外,我為聽到這樣的話而感動。原本在我和這位前德國黨總書記之間的某種陌生感,一下就被驅散了。我麵前的克倫茨總書記,精神矍鑠,身體強健。雖然已滿七十歲,但動作敏捷,聲音洪亮。在他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隱隱猶存的當年共青團第一書記的活力。
談話始終由克倫茨總書記導引著。他非常胸有成竹並條理清晰地解答我所提出的問題。他的開場白是:我們原來黨的一些同誌說,我們的失敗是別人加給我們的。我不能完全同意。如果是這樣,我們就必須問自己,為什麽我們允許別人把失敗加給我們。如果隻說是叛徒出賣,那我們自己就不知道我們的失敗原因到底在哪裏了?
接著,他分析了德國共產黨失敗的四條原因。他說:
第一,民主德國是整體的一部分。社會主義陣營曾經是一個整體。它從最遠的東方一直到易北河。民主德國是蘇聯的聯盟者,但這個聯盟並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由的。我們總是說,我們和蘇聯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當時如果不這樣說,我們和蘇聯的密切關係就不好維持。可蘇聯的幾個領導人不是像我們這樣看問題的。
1953年的時候,蘇聯曾經想把民主德國送給西方。當時蘇聯的貝利亞就有這樣的想法。從那個時候開始,民主德國就成為蘇聯和美國爭奪中的一張牌。當時有幾種設想,其中一個就是,如果要能堅決地保衛蘇聯的安全,就應該把民主德國讓出去,使德國成為一個中立國,這就是把民主德國送給西方想法的原因。五十年代中期,聯邦德國參加北約,原來所預計的發展就結束了。以後也有了華沙條約組織。到了1961年,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即東西德和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就被封鎖了。我為什麽要談這個背景?是因為民主德國同蘇聯的關係非常密切,這種密切關係要大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克倫茨總書記接著說,我在1989年11月1日那一天見過戈爾巴喬夫。我當時就問戈爾巴喬夫,你們是不是還準備做我們的爸爸?他看著我,似乎不太明白我說的是什麽?我解釋說,我們民主德國是戰後發展的一個孩子,我們是你們的孩子,也是冷戰的孩子。你現在和美國人說,冷戰結束了。你說全歐洲是一座房子,那民主德國在這座房子裏還有沒有位置?但戈爾巴喬夫並沒有說實話。實際上,在那個時候,蘇聯官員和戈爾巴喬夫的一些顧問已經在聯邦德國研究了怎麽使德國統一的問題了。我講這個問題是要說明,民主德國作為蘇聯東歐整體的一部分。這個整體失敗了,民主德國也不能不失敗。
在筆者研讀的所有關於八九事件的材料以及同原德共黨的領導幹部的談話中,幾乎都涉及到克倫茨總書記所說的這個“整體與個體”的關係,以及這個關係最終所導致的民主德國的失敗。社會主義在整個蘇聯東歐陣營的動搖,使單個的作為華沙條約和經互會成員國的東歐各國再難維持社會主義的統治地位。盡管,民主德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裏擁有最高的GDP,它也曾被赫魯曉夫喻為社會主義的“櫥窗”,但從地緣政治上觀察,民主德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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