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茨總書記訪問記(3/6)

正好處在東西方對抗的最前沿。如果我們在歐洲版圖上劃出兩條垂直相交的線，一條從東部的莫斯科到西部的巴黎；一條從北麵的斯德格爾摩到南麵的羅馬，其交叉點剛好位於作為柏林和德國象征的勃蘭登堡門附近。而舉世聞名的柏林牆，也正是以勃蘭登堡門作為分界點的。這顯然不是純地理的巧合。自1946年冷戰對峙開始，東方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激烈對抗，而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就是這個對抗的戰場。從1948年的柏林封鎖到1961年建立柏林牆；從七十年代SS-20導彈、潘興導彈的部署到八十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幾乎都同兩個德國密切相關。而作為社會主義陣營前沿的民主德國，為整體的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如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動搖了，蘇聯希望把民主德國統一在一個德國裏麵去，以換取西方對蘇聯“公開性”的援助、對“改革”的貸款，那民主德國還能堅持下去嗎？這情形正像那句老台詞所說：生或死，是個問題。

克倫茨總書記講到的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曆史遺產。他說：如果按照馬克思的想法，社會主義應該在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裏實現。可是，社會主義革命先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裏實現了。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在經濟上勝利的機會也就比較小。我們沒有辦法實現比資本主義還要高的社會生產率。列寧說過，新社會的勝利要求提高社會生產率。列寧的意思其實是，如果你們不能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那你們隻能失敗。

克倫茨總書記說，這樣一來，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在實行民主政治方麵也就碰到許多問題。在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在納粹德國和冷戰中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中，要實現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很困難。在這種背景下，使我們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即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對於民主可以做些什麽？這樣的問題沒有被提出來。

把落後國家實現革命勝利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行問題聯係起來，是筆者原本沒有想到的一個角度。當然，在1980年前後起草第二個曆史決議時，中共黨內的一些遠見卓識之士包括鄧小平本人，也提出過要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反對封建主義的問題。看來，這個問題的提出，並非東、西方共產黨人的思想巧合。它應被看作是在落後國家幹起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共產黨人們，對曆史經驗共同而深刻的總結。

克倫茨總書記繼續闡述這個道理說：今天他們說，社會主義和民主是矛盾的。的確，我們不實行資產階級議會式民主。我們也不願意承認一個資產階級的反對派。所以，我們也不要成為聯邦德國那樣的所謂法製國家。但是，我們在我們企業內部發揚了民主。我至今認為，我們民主德國時期企業內部的民主，要比聯邦德國企業裏的民主程度高得多。但應該承認，不管怎麽樣，我們的民主選舉還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比如在選舉中多確立幾個候選人，這是可以辦到的。那樣會好一些。我們本來也可以把我們議會的工作開放得好一點。各項法律在通過之前，要在人民中進行討論。我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發展民主是個很重要的事情。民主應該首先是從人民開始，在人民中發揮作用。

克倫茨總書記肯定地指出，我們原來是實行民主集中製的辦法。但我們國家裏集中比較發達，民主發展不夠。我認為，民主集中製這個原則是對的。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製包括兩個重要方麵，一個是意見可以自由提出，特別是反對意見也可以充分討論。但經過爭論，作出了決定，那就要自上而下地加以實現。但我現在有一個看法，民主和集中應該是統一的。如果它們不能統一，那一個馬列主義的政黨是不能成功的。

克倫茨總書記接著強調，黨的領導不應該是總書記說了算，他的話不應該就是最後的決定或不能改變的權威。我當過總書記。我認為總書記和別的黨員或領導層成員應該是平等的。應該造成這樣的環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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