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茨總書記訪問記(4/6)

是在黨裏麵可以真正地討論黨的戰略策略。

如果說，克倫茨總書記前麵一段話將曆史進步的程度和民主發展的內在關係連接起來，是刻意進行理論層麵的分析的話，那麽他的這後一段話，就是發自一個經曆失敗的黨的總書記的肺腑之言了。

克倫茨總書記認為，造成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理論方麵的：二戰結束後，我們的黨員從敵人的集中營裏回來了，從蘇聯回來了，從過去的迫害中回來了。他們都認為，社會主義很快就會實現。可是我們現在知道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很長的，它有很多類似石頭那樣的障礙在阻擋我們。

他說，六十年代我們黨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在蘇聯黨的反對下，它沒有獲得很好的討論，也沒有堅持下去。蘇聯當時說，我們很快就要過渡到共產主義了。捷克的同誌也說，我們將很快搞共產主義。烏布利希同誌提出了一個說法：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獨立的社會製度。一個獨立的階段，不是馬上就能進入共產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說了，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但烏布利希同誌說，這個過渡階段是一個很長的相對獨立的階段。烏布利希和他周圍的一些同誌都認為，在這個比較長的階段中，社會中還應允許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因此他們製定了一個過渡時期的經濟綱領。這個綱領中的一部分，特別提出應該把計劃和市場聯係起來，有目的地把市場因素發揮出來。這個綱領叫NEWECONOMICMANAGEMENTSYSTEM。

過去，中國國內的很多研究者不了解民主德國有過這樣一個相當“前衛”的改革綱領。雖然，正如克倫茨總書記所說，民主德國和SED領導人的上述想法沒有得到實現。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過一股改革思潮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至勇敢的學者和官員，都相繼提出了某些對舊的思想方式、舊的生產方式的改革意見。這種情況不論在歐洲還是在中國，都有了如新竹破土式的萌動。如果不是因為緊張動蕩的世界政治形勢，如果共產黨內能形成更多一些像克倫茨總書記說的民主氣氛，可能六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們就抓住了這樣一次重大的發展機會。可惜的是，當十幾年過去，共產黨人終於認識到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必要和可以放手行動時，他們之中有的已經永遠失去了訴諸其實施的時機。

克倫茨總書記指出，導致失敗的第四個原因，是民族問題在民主德國政治走向上所起的一個特殊作用。他說，我們是在一個國家被分裂的狀況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這同中國有很大區別。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強大的，而隔離出去的台灣是很小的。我們麵對的則是強大的資本主義的西德，我們搞社會主義但卻是弱小的。我們早就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二戰結束後，德國共產黨就發表了一個宣言。在這個宣言中，聲明我們不是要搞一個蘇維埃德國，而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德國共和國。以後聯邦德國成立了，分裂出去成為獨立國家；民主德國也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國。後來我們說，德國人是坐在一張桌子的兩邊。再往後，兩個德國發展的區別越來越明顯。我們說，我們應該搞一個結合，搞一個聯合體。但由於兩個國家的分裂而被阻止了。之後，我們宣布已經在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製度。從這個時候起，我們決定，應該在兩個國家之間劃出界限。我們當時未能提出一個從共產黨立場出發、在未來統一德國的遠景和目標。

克倫茨總書記說到的這一點，即德國民族統一的問題，是德國共產黨人獨自碰到的。曆史上的德意誌民族，曾曆經長期離散。直到十九世紀，德國才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實現了統一。但這種統一是建立在專製基礎之上的。它最終又導致了希特勒更為野蠻殘酷的法西斯主義。大約是法西斯主義終於使專製暴虐走到了盡頭，曆史又反過來讓覆滅後的第三帝國再次形成德意誌民族的分裂。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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