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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產黨人看來,民族統一始終是自己的理想,也是政治上的一個“先機”。在冷戰風雲變幻的時代,如不能把握這個先機,必然要導致失敗。但事實上,由於冷戰的原因,東西德分離的現實卻變得越來越不能逆轉了。
對此,克倫茨總書記講了這樣一件事情:1968年我們進行全民投票,通過了一部新憲法。這是德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全民投票形式來通過憲法。這種形式至今也沒有再出現過。這個憲法說,民主德國是德國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你看,我們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的民族是德國的,這個說法比較恰當。但關於這個提法,我們的蘇聯朋友們不同意。他們說,你們不要提德國民族。現在有作為國家的兩個德國,同時也就有兩個德國的民族。後來烏布利希下台和昂納克上台,都同這個問題有密切關係。也就是說,第一個提法的出發點,是民主德國將來可不可以作為德國統一的出發點或基礎;而另一個意見是,保持兩個德國越來越分裂的狀態。以後,1974年頒布的憲法取消了前一個提法。六十年代憲法的有關這個原則,是烏布利希的想法,但實際上昂納克也是這樣想的。但他比較年輕,剛剛做領導工作,因此傾向於接受蘇聯的說法。當然這也是在蘇聯的壓力之下。
作為中國學者,後來我們知道,在1989年11月以後,西方勢力就抓住了民族統一的政治“先機”。在1989年底出現的群眾大型遊行集會上,原本的口號是:“人民是我們的”,寓意必須由人民作出決定。但到了12月底,口號則變成了“我們是一個人民”。這個口號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推動東德統一到聯邦德國去。顯然,口號的轉變,背後藏有民族問題的政治動機。
對在民族統一問題上的被動,克倫茨總書記很為惋惜。他說,我們的黨報叫“新德意誌報”;我們黨的名字叫“德國統一社會主義黨”;關於寓意德國民族統一的東西,還可以舉出很多的例子。可是後來“德國”這個字,我們在談政治問題時基本就不再用了。還有一個比較奇怪的事,就是後來我們在唱民主德國國歌時,隻演奏曲子而不唱歌詞了,因為歌詞裏有“我們為統一的德國而努力”的話。聽了克倫茨總書記的這番敘述,我想,在民族關係以及民族統一的問題上,共產黨人有過太深的教訓。它的確不僅在民主德國一國發生,在蘇聯、在保加利亞、在羅馬尼亞、在南斯拉夫等國家,也都以不同的形式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痛。
談話既然已經涉及到1989年,我則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克倫茨總書記提出:您在10月18日就任總書記,20天後柏林牆被迫開放。之後在民主德國發生了一係列急轉直下的政治變動,比如圓桌會議的召開,比如議會的選舉,比如修改憲法以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等等。在這一係列的重大發展中,為什麽看不到您的行動,聽不到您的聲音,而隻是由一些所謂的黨內改革家來主導事態的發展呢?
也許這個問題過於敏感,也許它深深觸動了克倫茨總書記的內心隱痛,他顯得有些憂鬱了。但他沒有回避。他想了想,回答說:關於你問的問題,即為什麽在柏林牆開放之後就那麽軟弱地丟掉了政權,我為什麽在政治上再沒有作為了?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經常在問為什麽?他接著說:至10月18日,我們黨內的民主集中製還在起著約束作用,盡管當時外部的壓力已經非常大了。但那時誰也不敢亂說亂動。當然黨內存在很多矛盾。黨員提出許多問題,但黨的領導層沒有答複這些問題。無黨派人士或社會上的群眾也經常問黨員,我們報紙上永遠說我們什麽都是好的,沒有問題,可實際上有很多問題,供應情況惡化了,政治形式也惡化了,為什麽是這樣?
他說:我第一次有這麽一個感覺,就是黨的紀律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可能變成很不好的東西。我們好多年有這樣一個口號:不討論錯誤,就是向前趕。我們有240萬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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