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亞曆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下）(5/5)

夫在人民民主這個問題上，放棄了自己的觀點，在斯大林麵前做了妥協。我們保加利亞社會主義的失敗，東歐其他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它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曾盲目認為蘇聯模式是萬能的，是適合於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國家要取得社會主義的成功，必須符合它本國的條件，走自己的道路。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認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很正確的。如果能夠多活幾年，我還想寫一本書，闡明中國怎麽樣結合古代的文明和今天的信息社會，怎麽樣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關於第二個問題，利洛夫是這樣陳述的：蘇聯共產黨早就說，在蘇聯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鐵托也說，南斯拉夫沒有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南斯拉夫已經解決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發生了什麽呢？民族問題不僅沒有在這兩個國家得到解決，而是導致了衝突、戰爭和流血。所以南斯拉夫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蘇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解體了。說民族問題已經解決這個說法是站不住的。這就說明一個問題，民族是一個更牢固的概念，發揮了更牢固的作用。忽視了民族問題，忽視了民族的牢固性，就會導致流血衝突。

共產國際曾有這麽一種理論，認為解決了社會問題，就能解決民族問題。一旦社會革命成功，民族問題也就自動解決，這個理論明顯是錯了。在保加利亞，我們黨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有很多深刻痛苦的教訓。在中世紀，保加利亞處於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1878年6月，柏林會議把保加利亞的邊界徹底改變了，保加利亞一大部分領土被分割出去，而這部分土地上住的是保加利亞人。所以我們黨的創始人布拉格耶夫提出，建立一個巴爾幹聯邦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巴爾幹聯邦，不僅僅是要把所有的巴爾幹國家團結起來，連接起來，而且是要解決巴爾幹國家之間的民族問題和邊界問題。如果黨當時提出來修改邊界，就意味著巴爾幹國家之間會出現流血事件。

二戰後頭幾年的保加利亞政府，是想通過盡量減少國內少數民族的人口，來解決民族問題。所以我們跟土耳其簽訂了好幾個條約，就是要交換人口。後來日夫科夫在解決土耳其少數民族問題上，是主張把這部分少數民族融入到保加利亞整個一體化的進程中來，這是對的。但他所選擇的手段，卻是錯誤的。他的辦法是給土耳其人改名換姓。所以在1984至1985年，在保加利亞開展了一個群眾性的運動，把土耳其人的姓和名都改掉，改成保加利亞人的姓和名，而且是通過強製手段來進行，內務部公安人員全部出動，強製他們改名。你們可以想象，突然來一幫人，強迫改你的名字，還要改你的姓，甚至改你父母祖輩的名姓，這是種什麽感受？我們受土耳其500年的統治，可我們保加利亞人並沒有被強迫改名換姓，現在我們要土耳其人改名換姓，引起他們強烈反對，引起了衝突。

利洛夫說，我認為，世界上沒有比民族問題更複雜的了。這其中的政治經驗，是最寶貴的經驗。我們既不能低估每一個民族的傳統，也不能做出任何一個輕率的舉動。我們更不能超前地說，民族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存在了。過去，共產國際認為國際主義高於民族主義，這顯然有問題。社會主義的一體化，國家的一體化，需要不同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要保障每個民族都能夠平等地生活在一個國家裏，尊重每一個民族的民族特性，尊重他們的民族文化。這應該說也是我們保加利亞的一個經驗。

真不愧是個理論家和演講家。利洛夫的雄辯滔滔，讓我佩服莫名。他對數字的征引，他對曆史的洞悉，他對理論邏輯的條理，他對未來的想象和展望，幾乎都在把握之中，沒有任何的猶豫，沒有任何的模棱。我不知道，這些成體係的闡述，是他在多長時間內準備的？或許，從1989年那個不堪回首的10月起，也可能是從更早的時候，他就開始梳理保加利亞社會主義發展的邏輯，分析蘇聯走向沒落的原因了。他少年得誌，很年輕就成為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後來在仕途上屢經坎坷，最終成為保加利亞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家。這經曆，顯然促使他加深了思考、聯想、解讀和頓悟。一個親身經曆了如此巨大變革的政治家，反思必然是精彩的，體驗一定是生動的。

在對談結尾，我問了利洛夫一個“輕鬆”的小問題：據說，在今天的莫斯科和羅馬尼亞，出現了群眾紀念斯大林，甚至齊奧塞斯庫的花圈。您能告訴我，這代表了一種什麽樣的群眾情緒，有代表性嗎？

利洛夫是這樣回答我的：的確，在莫斯科，在一定範圍內，有懷念斯大林的情況，不光是基層群眾，也有軍人。而且，在文學作品中間也有這種反映。我們應該對斯大林做出一個完整、全麵的評價。他有貢獻的一麵，也有複雜的一麵，缺陷的一麵。這種對過去的懷念，並不稀奇，因為蘇聯時期生活比現在好。那個時代，人人都有工作。所以現在曆史要求我們重新來思考斯大林的問題。

利洛夫說，現在對齊奧塞斯庫作出評價，還為時過早。有時我從保加利亞到布加勒斯特，路過他的墓地，確實看到有一些人們放上的花。我認為，這是人們對目前羅馬尼亞狀況做出的反應，而不是對齊奧塞斯庫本人的肯定或感激。羅馬尼亞現在的領導人，大多受過齊奧塞斯庫的迫害。另外，齊奧塞斯庫的影響，也沒有斯大林那麽大。齊的出名，是因為他要擺脫蘇聯，這得到了人們的支持。當然他的生命，最後就這樣終結掉了，是個悲劇。

利洛夫與我及我的同事們的這次改革縱談，到這裏就結束了。我們雖然告別了他，但他的很多精辟之論和精彩觀點，長久回響在我的腦際，以致我一再認為，與利洛夫的見麵，真是萬分有幸。通過這次對話，我更堅信，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遺產，是豐富多彩的，是固化在那裏的。人們無論怎樣臧否，都無法否定它的存在。它會不斷給人們以新的智慧和啟迪。從這個意義上說，“曆史的終結”論，實在有點草率。

直到今天，我和利洛夫還保持著聯係。我曾陪他們夫婦到三峽大壩參觀。他在那裏留言說：“我到過世界許多江河大壩，但都沒有三峽大壩這樣感動我，震撼我。”老人對中國改革成就的讚賞，是真切的，由衷的，正如我見到的所有蘇聯東歐國家的老共產黨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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