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亞曆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下）(4/5)

是給社會帶來無政府主義和混亂。就像一個鏈條：人們的生活水準不高，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就降低。經濟沒有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無法改善，社會矛盾開始凸顯，市場、醫療保險、教育等都出現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影響黨的威信，人民群眾普遍表現不滿。於是出現抗議運動，戈爾巴喬夫個人威望降到低點。利洛夫認為，戈爾巴喬夫本人在劇變中實際經曆了幾個階段，開始推行改革、公開性，他的威信得到很大提高；但公開性卻使他走了下坡路。而到了晚期，戈在國外的影響，遠遠大於國內。這說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由於沒有明確的改革戰略，最後隻能歸於失敗。在這之中，公開性影響巨大。

在談到保加利亞什麽時候出現了反對派問題時，利洛夫認為，在保加利亞，並沒有出現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強大的反對派。主要原因是保加利亞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各方麵的發展還比較好，人民生活有明顯改善。雖不能和西方比，但也是小康水平。保加利亞共產黨不僅關心經濟發展，也很關心人們精神生活的提高。我們黨跟科學、教育的聯係非常密切。黨的創始人布拉格耶夫就是一個學者。他的傳統一直保留到後來。所以保加利亞很多知識分子、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共產黨的黨員。知識分子的大部分傾向於左翼，而不是右翼。當然在個別知識分子、藝術家中間，對黨是有看法的。但有名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沒有什麽不同政見。所以我們沒有出現捷克哈維爾那樣的反對派。直到1989年，反對派才公開活動。所以，保加利亞的劇變，不是因為不同政見運動和反對派造成的，而首先是我們黨內出現問題，黨的領導層發生分裂，也就是從八十年代初黨內開始出現改變現狀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裂。但劇變一旦發生，反對派就變得越來越強大了。黨內的右派正好是站到了反對派的立場上，共同把矛頭指向黨。當時外部影響也很厲害，推動了反對派的活動。所謂外部影響，是美國趁火打劫，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質上給反對派以強大的支持。所以我在這裏還要提醒一句，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他們主要的不是利用社會上的反對派，而是利用黨內的反對派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西方的這種戰略不要低估。從我們劇變的情況看，這種戰略成功了。外部的推波助瀾，加速了黨內的分化瓦解。

與利洛夫縱論改革和東歐劇變，是以下麵兩個非常有趣的話題結尾的:第一，東歐國家的黨是如何看待蘇聯模式及其影響的？第二，民族問題在社會主義改革的地位怎樣？

關於第一個問題，利洛夫說：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研究一下我們黨的1947年6月全會。在這個會議上，科斯托夫做了一個重要的發言，全麵分析和批評了季米特洛夫。其中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認為保共沒有按照蘇聯布爾什維克的道路前進。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季米特洛夫認為，二戰以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保加利亞搞社會主義，應該有自己的條件，自己的道路。一句話，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能重複蘇聯；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模式，不應該是蘇聯模式。他當時提出了幾個重要結論：一，保加利亞的經濟應該是混合經濟，既有國營經濟，也應有私人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二，保加利亞的政治生活，應該由保共來領導，但是應該跟其他政治黨派合作，一起領導這個國家。季米特洛夫認為，保加利亞有自己的民族和曆史特征，所以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應當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

對利洛夫這樣的敘述，我本以為他要高度評價季米特洛夫，但沒想到，他卻恰恰從相反的角度強調說：如果認為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是因為接受了蘇聯模式，那是錯誤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麵，取得了很大成績，這是毫無爭議的。尤其是蘇聯模式，對那些經濟落後的國家來說，還是很適合的。因為，蘇聯模式要求一個國家的資金要高度地集中，國家的力量要高度地集中，統一利用。所以每個接受蘇聯模式的國家，都把自己的財力、物力集中在一個方向使用。比如說搞國家的工業化。如果在實現工業化方麵，把保加利亞與同時期的土耳其和希臘比，雖然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但保加利亞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希臘和土耳其。所以說，蘇聯模式對那些小的、經濟處於粗放階段的國家來說，是適合的，有用的。在你搞經濟建設的時候，這個模式是能發揮作用的。

我發現，即使在蘇聯模式這樣的問題上，利洛夫的思維不僅相當辯證，而且視角獨到。他這樣解釋說，當粗放式的發展階段已經過去時，社會主義國家還援用蘇聯模式就失效了。因為那時的主要問題，轉到了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提高經濟的競爭能力上麵。這時候，蘇聯模式就起了牽製性的作用。因為這個模式沒有用高科技或者高度的工業技術來裝備自己。說到底，是蘇聯模式沒有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隻有市場經濟，才能具有競爭力。由此可見，說蘇聯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那就錯了。蘇聯模式，首先適合蘇聯的具體條件。但它不適合中國，也不適合所有歐洲國家。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明的存在，都應符合本國的具體條件。如果說，我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時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模式，這種說法恐怕是錯誤的。因為季米特洛夫就提出了自己的模式。

利洛夫客觀地指出，應該說，斯大林關於人民民主的理論，有一個演變的過程。二戰結束以後，特別是東歐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後，斯大林認為，東歐國家不應該再重複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這是1944年到1946年間斯大林的思想。在現在解密的檔案中我們看到，斯大林有一次會見季米特洛夫。斯大林對後者說，你就勇敢地宣傳保加利亞的道路吧，走下去。當時他甚至建議保共改名，改成自由勞動黨。他說，你不要害怕人家攻擊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斯大林不想在丘吉爾和羅斯福麵前證明，在東歐建立了完全的蘇聯式的專政和蘇聯的模式。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丘吉爾的“鐵幕”講話一出，冷戰即開始。三個原來的盟友，彼此變成了敵人。於是，斯大林也要搞東歐蘇聯的“鐵板一塊”，因此，此後再提出人民民主，實際上就意味著反蘇，反斯大林了。因此，季米特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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