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亞曆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下)(3/5)

彩。他說: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是要封閉起來,還是要開放作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是個大問題。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針政策,就是把自己的經濟封閉起來,跟世界的經濟隔離開。保加利亞的經濟,蘇聯、捷克、東德的經濟都沒有向世界經濟開放。他們不是把自己的經濟發展狀況,跟發達國家,跟西方的經濟進行比較,而是和過去比,我比過去發展了多少。在經互會內部,作為一個整體,我們是落後的。你跟自己的朋友比,說發展了好幾倍。但你不能說比德國、美國的經濟差多少倍。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無法跟西方的經濟進行競爭。沒有這種競爭就決定著,你的經濟將是落後的。首先是你的生產工藝是落後的。你的勞動生產力也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單位時間所創造的財富,這些都是落後的。另外你的消耗是高的,為了達到一個生產目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要浪費很多的電和其他的原料才能達到。但當時我們很少從思想上考慮這些問題。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落後的一個表現。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向世界開放,就會迫使你改變生產工藝,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曆史性意義,就是這個道理。開放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但它有好處。說到民主德國,是個很好的例子。它的經濟很發達,因為東德也曾是整個德國經濟基礎的一部分。民主德國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要發達得多。但它最終比不過西德。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能否認,我們的經濟基礎的確是很薄弱的。馬克思和列寧都說過這個話,一個國家的經濟、生產力如果是發達的,它在許多方麵將是領跑的國家,是領先的國家。當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麵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時候,要在意識形態上,在社會其他方麵超越資本主義,那是不可能的。


利洛夫接著講到,由此看,在蘇東國家發生的劇變就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蘇聯、東歐所發生的劇變,首先取決於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談到社會主義的一個最深刻的教訓,就是一定要把經濟搞上去。現在看來,落後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的。


經濟基礎落後,導致我們的政治體製、上層建築要發生變化。國內市場已經出現困難了,國內基本的生活消費品日益減少,所以出現問題了。這種情況當然不可能維持很久,1989年的時候,不僅僅經濟上出現了問題,而且政治上也開始出現問題了。反對派於是開始形成。黨的競爭力越來越小,對外經濟聯係的狀況就越來越惡化。這必然要反應到我們國內經濟上來,表現在社會的不穩定上。


關於當今時代歐洲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路向問題,利洛夫所談令我們大感興趣。他說,今天歐洲社會主義運動正麵臨著一場嚴肅的鬥爭,就是到底向何處去?不光是原來的共產黨處於危機之中,社會民主黨實際也出現了危機。現在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現實。比如說布萊爾的英國工黨,就開始否定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思想。他們要求改變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思想傳統,越來越向右轉。所以撒切爾夫人講,布萊爾越來越向我們這邊走來了。所以目前在英國,右翼的傾向越來越強烈。他們的一批理論家正在努力提出一些理論,推動歐洲社會民主黨向右轉。例如安東尼?基登斯,布萊爾最親密盟友,就提出一個觀點,要麽社會民主黨繼續存在下去,要麽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死亡。


歐洲社會民主黨為什麽會麵臨著危機?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因為全球化,因為全球化打破了迄今為止的各個國家的界限。現在資本到處可以流通,哪個地方勞動力便宜,哪個地方稅收低,資本就流到那裏。因為資本是要追求利潤的。它不會考慮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全球化的結果,必然使這些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處於危機之中。你現在到法國去,很難理解法國的社會黨是一個什麽狀況。原來的法國社會黨,在議會占有20%到25%的席位,可現在一個席位也沒有。這個黨原來在工人、知識分子中間影響很大。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擁護這個黨。著名物理學家居裏,原來就是社會黨黨員,畢加索也是。總的講起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麵臨的危機,關鍵是他們不能適應當代的潮流,使自己黨的綱領,自己的行動,符合當今時代的要求。反而,他們越來越自我封閉,對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小。


趁著談話一個段落的結束,我特意要求利洛夫回顧一下保加利亞共產黨如何對待曆史的遺留問題。利洛夫反映非常敏捷,他馬上就理解了我的用意,並坦率地講了起來: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在不同曆史時期,一些領導人的確受到過迫害和衝擊。最有名的就是科斯托夫。他曾是季米特洛夫的副手,是黨內職位很高的一個人。1933年以後季米特洛夫僑居國外,實際工作就由他主持。但在斯大林時期,他受到迫害,被指控為是反蘇分子,是敵特分子,是西方的間諜。當然,這一切說法都是錯誤的。但是日夫科夫沒有給科斯托夫徹底平反。這倒不是因為日夫科夫否認科斯托夫是一個偉大的領袖,而是因為日夫科夫和他的助手們,都曾與這個事件有關聯,不好處理。在歐洲共產黨中間,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把曆史上很著名的領袖人物否定掉了。保加利亞是科斯托夫,羅馬尼亞是班納帕斯庫,匈牙利首先是卡塔爾接著是羅蘭斯基。對過去曆史作出客觀評價,是一個黨健康發展的前提。在曆史上,我們對好多事情的評價,要麽是白,要麽是黑,很不客觀。作為共產黨,成熟起來的標誌之一,是對曆史做出明智的評價。我們要客觀地評價我們的前任,他們到底做出了什麽東西,哪些東西他們沒有做出來的,要實事求是。當然,反對派希望我們黨的曆史上壞人越多越好。他們想說明,你看你們黨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是好的,一個個都是思想墮落,道德敗壞。所以我們評價曆史人物的時候,主要是看他的功績,他的貢獻。這要成為一個標準。


講黨的曆史評價問題,自然會聯係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利洛夫有些鄙視地說,戈爾巴喬夫搞政治改革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公開性。當一個社會沒有雄厚經濟基礎和物質資源來保障人的自由權利時,講民主化,公開性,是瞎扯。戈爾巴喬夫搞公開性,實際上是把魔鬼的盒子打開了,然後大家都來反對社會主義。名義上是給人們更多的民主,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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