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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決定，對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約束力，要按照它的計劃執行。我們的經濟中間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聯係，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我們。它在經濟政治上著控製我們。
當然在這個時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錯誤。日夫科夫要對這些錯誤負責任。其中一個重要的錯誤，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製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體製，不願意變動。那時候日夫科夫已經79歲了，經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遺憾的是，我們黨當時對日夫科夫的辭職問題，沒有作出冷靜反應。頭一天，我們感謝日夫科夫同誌辭職，第三天就把他開除出黨，這個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曆史會對日夫科夫做出一個比較公正、明智的評價。
關於劇變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利洛夫說，劇變前，我們的黨員共82萬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說，黨是深入到每一個基層的，並且發揮著作用。應該說，我們黨員的素質是比較高的。我們大多數黨員都受過高等教育，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工程師。黨培養了一批很優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幾年，在索菲亞街頭，反對派舉行20萬人的集會，我們社會黨也召開有20萬人集會，與他們針鋒相對。這說明黨還存在，黨還起作用，還要進行抵抗。從1989年到1992年，我們社會黨發展到了100萬人。1989年，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時，隻有20萬黨員登記。經過這三四年，我們把最優秀的分子吸收進來，很多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加入社會黨。
一個黨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發展起來，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黨的建設問題，解決黨的思想理論問題。黨要有一種理論指導，然後才能去影響基層和不同的階層。除了傳統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現在還要做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師的工作。要關心教育領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養出了知識分子。正是工程師、醫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推動了信息時代的發展。對待這些社會階層，對待他們的態度，黨應該不斷地改變。在黨的建設方麵，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在我看來，我們黨現在麵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來管理這個社會。在得到政權後，怎麽管理社會，使社會按照你的要求發展，這是我們黨麵臨的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聽到這裏，我問了利洛夫一個問題，它有點直率，但多年來一直沒有清晰的解：據說，1989年以前，蘇聯政治局委員的工資是1800盧布，高級知識分子也大致在1800盧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盧布，這是真實的嗎？
利洛夫回答說：在蘇聯，政治局委員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比例，是你說的那種情況，你說的是對的，就是4∶1，我們也是這樣的。但是你說的高級知識分子、教授是不是這麽多，我認為高級知識分子、教授們的工資，在蘇聯是比較高的，但是有沒有政治局這麽高，我不敢肯定。在蘇聯，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像自然科學方麵的，物理學、生物學、工程學專家的工資待遇是比較高的。但高級幹部除了工資之外，有住房，有別墅，還有其他的補助，這是不一樣的。僅說到工資，就是這麽多。
利洛夫接著講：很自然的，今天人們會把現在的情況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劇變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現在高幾倍。有一個社會調查說，有80％的人認為，劇變前生活水平要比現在高出一倍到兩倍。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標來衡量的，比如收入、物價、休假、養育、保健、教育等等。可是，在1989年劇變前夕，人們從自己的經濟狀況出發，向共產黨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最近我們的《星期一》雜誌將發表一篇文章，專門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的差別狀況。它表明，差別是有的。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收入顯然要比中等階層高，比例大約是3.5∶1。1989年時，一個保共政治局委員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階層平均收入是250列瓦，大致是4比1。而今天那些高級領導人的收入，與中等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現在一個國會議員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倍，還不談議員之上的高層領導，他們的收入更高。
利洛夫下麵的話，還是讓我們這些聽眾感到震動。他說：對蘇聯東歐時代的收入差距，我們應該有一個概念，不要以平民主義的觀念來看待領導人的收入，這不是特權問題，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個總統，一個總理，又要工作，又不給他提供完全自動化的辦公設備，優越的生活條件，你得給他創造條件。無論是法國的總統還是保加利亞的總統，他們都享受了這個權利，毫無例外。但在共產黨執政時代，人們卻拿這一點來反對共產黨，說你是特權階層。可1991年、1992年反對派上台，他們也享受這種待遇。他們把我們過去的別墅都占有了，拿著比我們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對這個問題要這樣看，沒有條件，住在茅草棚裏，不能領導治理一個國家。必須給他這個條件。利洛夫說，我個人認為，而且今天我們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義是錯誤的。要求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拿一樣的錢，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現實的。不光對政治上層，對專家、學者、權威人士是一樣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大科學家，一個設計師，一個工程師，他的收入跟普通工人一樣，那不可能的。這個問題不光是錯誤，也是很不嚴肅的。要是堅持這麽做，那美國人就會把你的科學家請到他那裏去。高級領導人收入多，我認為是正常的。高層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低。我們共產黨人的任務，不是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工資降下來，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資提上去。這隻有經濟發展才能做到。
聽了利洛夫這個話，我想起六十年代中蘇意識形態大爭論中我們提出的所謂“特權階層”的問題。那時，在我們的概念裏，“修正主義”的標誌，很大程度上就是住小樓，高工資，特殊待遇。這竟成了一個重大的判斷政治是非的標準。利洛夫說，“不要以平民主義的觀念，來看待領導人的待遇”。這是否就是東方人和歐洲人不同的政治倫理觀念呢？抑或，在我們這裏，所謂“平均”就是一種“革命”的動員和政治的需要呢？
利洛夫下麵一段討論關於社會主義開放的觀點，很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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