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亞曆山大?利洛夫論改革（下）(1/5)

在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的情況下，我們保加利亞的社會主義是無法堅持下去的。但是我們能拯救這個黨，這是可以做到的。我們要拯救這麽一個黨，使它能夠適應時代的潮流，而且繼續參加以後的政治鬥爭。所以我們當時決定采取新的方針，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麵：

首先就是重組，重新改變我們黨的麵貌，改變我們黨。如果我們保共按照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如羅馬尼亞、捷克、德國那樣走下去，我們黨就徹底完了。於是我們黨作出一個決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對黨進行改組。1989年冬和1990年初，我們召開了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宣言》。這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也就是說，我們保共要重新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這是黨做出的第一個反應。

其次，我們選擇了和平過渡這麽一種策略。這是為了防止內戰在保加利亞發生。我們采取和平的方式過渡，保持社會平穩。

第三，黨決定改變我們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解決民族問題。在保加利亞南部地區，居民中8％到10％是土耳其人。當時已經出現了騷亂。在一些飛機場和火車站，出現了少數民族衝擊我們政權機構的動亂。1989年12月29日，保共中央召開會議作出一個決定，糾正我們過去在民族政策上的錯誤。我們的政策是，不強迫土耳其人改名換姓，不強製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少數民族和我們保加利亞人融合在一起，一體化。這一決定出來以後，民族問題開始降溫。實際上，我們黨製止了一場在其他國家出現的民族性動亂。

第四，黨中央決定，同反對派開展對話。反對派的存在已經是一個現實，這是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勢力，我們不能閉眼不看現實。如果閉眼不看，就和其他黨的命運一樣。我們不是要消滅它們，而是跟他們對話。所以召開了圓桌會議。這就是我們黨根據形勢所作的四個方麵的工作。

需要說一句的是，圓桌會議並不表明我們向反對派讓步。圓桌會議是我們黨在1989年底和1990年初根據國際國內形勢所采取的一種策略。當然，召開圓桌會議就要有所妥協。進行任何對話，不妥協就談不成。

因此，我覺得我們黨當時的反應是對的。因為我們使黨保存下來，作為國內第一強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來。我們黨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們黨的曆史。黨通過這場運動，既使社會保持了穩定，避免了流血衝突，也使黨能夠沿著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當然，在強大政治壓力麵前，黨也犯了不少的錯誤。比如在1990年，社會黨政府應該開始改革。現在我們保加利亞的過渡模式，沒有特色。這是華盛頓共識的一個產物。也就是完全開放市場；國家不介入經濟；休克療法。

還有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內部開始分裂，出現了兩個派別。黨內右翼說，現在共產黨應該徹底消滅，這個黨應該解散了。黨完全應該是社會民主黨化。黨內的左派認為，共產黨需要改革，應該保留黨在過去幾十年來的傳統，但這個黨應該更現代化，不能停留在過去階段不動。結果左派占了上風。所以我們黨改了名，叫保加利亞社會黨。我們黨不僅在1990年取得了政權，後來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權。

作為聽眾，我們真的無法打斷利洛夫的連貫思路。趁著他呷茶清潤嗓子的間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剛剛談到的事件邏輯，發現上麵利洛夫所講，正是所謂的一場“天鵝絨革命”：不流血、共產黨易名、國家改變性質、街頭政治等等。從利洛夫的解釋中，我們更明白了劇變中很多社會主義者的無奈。蘇聯這個大廈倒了，其他寄居在這個大廈中的人，隻能各奔東西，尋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鬥爭方式。正如原東歐國家的政治家們所說，當華沙條約和經互會不複存在時，東歐小國既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維護自己的經濟。他們隻能徒生哀歎，束手無策。這真是一個曆史的悲劇。但作為社會主義者，利洛夫們仍堅信自己選擇的正確。他們希望通過自身改革，通過政治鬥爭，使社會主義理想再堅持下去。我認為，至少他們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不過顯然，東歐的現實情況並不樂觀。我們隻能祝願他們了。

這時，利洛夫已做好了繼續闡述的準備。他把話題切入到劇變的關鍵時刻。他說：1989年，當黨內對現狀非常不滿的時候，作為總書記，日夫科夫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道義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動過手術，重病纏身。所以，日夫科夫領導地位的改變已是勢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個政治上很靈活的領導人。他跟赫魯曉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關係更好，與契爾年科關係特別好。但他跟戈爾巴喬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領導人。他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滿意。他認為戈爾巴喬夫考慮得不成熟，很輕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亂。日夫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成熟的、具備領導能力的領導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歡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日夫科夫。在當時條件下，保加利亞要生存，必須依靠蘇聯。我們80％的產品要賣到蘇聯。我們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從蘇聯進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蘇聯保障的。每年我們要進口1100萬至1200萬噸石油。還有大量天然氣。我們有一個核電站，承擔著保加利亞40％的發電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蘇聯提供。如果戈爾巴喬夫把這個開關旋緊，把天然氣管道、石油管道一關，保加利亞很快就要崩潰。因此，日夫科夫雖然和戈爾巴喬夫關係不好，但又必須維持。日夫科夫有長期執政的經驗，所以盡管日夫科夫對戈爾巴喬夫的許多建議不采納，但是他明白，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同意，他要繼續留在保共總書記的位置上，也成問題。

當時的情況是，華沙條約還沒有解散，經互會也還沒有解散，所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對任何重大問題的處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當時我們保共的政治局委員、部長和書記處書記的推選，都要得到莫斯科批準。但是黨的政治決定還是在索菲亞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關的問題，最終要靠我們自己決定。

遺憾的是，當時我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沒有像中國今天一樣向世界開放，而是緊緊地跟莫斯科綁在一起。經互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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