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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爾夫?博瑟爾德（ROLFBERTHOLD），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者和社會活動家，我在柏林交往交談次數最多的原統一社會黨高級幹部之一。
大使的家，住在離亞曆山大廣場不遠的公寓樓裏。很小的一套單元住宅，隻有兩個居室和一個小廳。同大多數原統一社會黨的幹部們一樣，大使的房子也不是私產，而是承租。這種租住的方式，是從民主德國延續下來的。那時，民德的國家幹部沒有私人住房，都是租住國家的房子，並且房間不大，普通民居而已。在今天柏林東部，聳立著許多高大的公寓樓。這些公寓樓都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主要用途即是給民主德國的幹部和居民們租住。它們整齊劃一，外牆塗著鮮亮的顏色。雖經近四十年的風雨侵蝕，仍顯得很新。據說，我們北京的方莊住宅區，就是仿效東德的公有公寓，連片修建，小戶套型。
我是通過原民主德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駐中國大使館武官施羅德爾老人（退役上校）認識大使的。施羅德爾武官和我在北京一個會議上結識，一直保持著書信聯係。武官後來擔任過東德軍事情報學院的負責人，熟識許多東德黨政軍的高級幹部。他把我來柏林留學的目的轉告給他的同誌們，於是，許多“老同誌”都對我的來訪關注起來。不幸的是，在我回國不久，施羅德爾武官因癌症去世。不少我認識的東德“老同誌”，在轉告我這個消息時，都表示惋惜，哀痛成了我們大家共同的感受。
羅爾夫?博瑟爾德大使非常坦率。我給他發去email不久，他就打電話到我家。先是糾正我對他的稱呼，提出，我們互相不叫對方先生好嗎？接著，他爽快地約我到他家裏見麵。當時正是柏林人夏季休假的時間，我擔心妨礙了大使的出行。但大使說，他可以把避暑延後。於是我如約前往，同他進行了第一次交談。在我的記錄本上，這一天是2007年的8月7日。
在我說明了來柏林的研究計劃，介紹了國內中共黨史的編纂情況後，大使開始了他漫談式的“聊天”。大使說：像你們這樣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工作很重要。在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比較複雜的階段，許多人需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作為借鑒，我現在就需要一個關於你們黨曆史的基本資料。我曾經寫了一篇介紹你們黨曆史的文章。結果在德國共產黨內引起了相當熱烈的討論。這裏的很多人事實上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中國共產黨有很多貢獻，但最大的貢獻是在犯了錯誤之後自己改正了錯誤，這是最大最重要的一點。別的黨都難以做到這一點，即自己修正和修改自己的錯誤。所以你們的曆史和曆史材料，對別人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接著，大使說，現在德國共產黨內的情況很亂。討論中國的事情也很多，但有些觀點是不太好的。他說，我最近寫了一個東西，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德國關係的一個材料。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有德國共產黨人到中國，參加了廣州起義等一係列重大的事件。李德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所以他犯了錯誤。有一個人叫希伯，在上海研究中國的情況。他是唯一在中國解放戰爭中犧牲的德國共產黨員。還有一位叫施達爾曼，後來是民主德國保衛部門的領導人。他曾經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領導人解救出來。於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個旅店，他雇了一輛洋車，讓共產黨領導人扮作車夫，把拉他走。周恩來就當過他的車夫。到中國的醫生不是我們共產黨派去的，大部分是自願。由我們黨派出的，都是黨政和軍事幹部。
大使又把話題轉到當前的德國左翼意識形態上麵。他說，很多學者在研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意識形態方麵爭論的曆史。有人說，斯大林是不能批判的；有人認為，批斯大林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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