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主德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的交往與交談(3/4)

大林思想的束縛。赫魯曉夫把斯大林否定了。這在當時，確實是對社會主義改革起到了引導的作用。蘇聯領導人當時也作了一些努力，進行了一些經濟和社會改革。但在很多方麵還是把舊體製延續了下去。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蘇聯的發展速度開始減慢。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但他破壞了蘇聯七十年建設的基礎。在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麵，蘇聯的路線是僵硬的，堅持了斯大林的模式。後來一些黨搞改革，可卻忘記了人民革命的基本曆史意義。他們也沒有區分社會主義製度和體製的區別，把它們混作一團。當然，區分起來也不容易，因為都是一個字：SYSTEM。這樣，他們的改革就拋棄了社會主義最基本的東西——黨的建設。社會主義勝利或失敗的基本鑰匙，就是黨。西方當然希望和迫使我們西方化。但共產黨是不可戰勝的。如果它解決了自己在政治、組織和思想方麵的一些問題，它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黨應該把自己放在群眾監督之下。

接著，我和大使交談的話題又轉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東歐和蘇聯。大使說，柏林牆真的很糟。蘇聯黨和我們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一個大的戰略，經濟的發展隻是其中一個問題。當時，人們提出要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說我們要勝利，要超過和戰勝資本主義，但卻沒有一個完整科學的戰略，實際是跟在他們後麵被動地追。比如搞原子彈等。而在經濟方麵，更沒有慎重可行的考慮。如何建立起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活躍、更有效率和更有活力的經濟體係的問題，沒有考慮清楚。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在同卡達爾（匈牙利領導人）散步時竟然說：我的將軍要戰爭。這表明，當時勃列日涅夫們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很悲觀。經濟上也沒什麽辦法，與資本主義鬥爭也沒有什麽辦法。實際上，蘇聯不知道怎麽同資本主義去鬥爭。那時我們也沒有辦法，隻能建這個柏林牆。有一次，一位中國同誌問，建牆到底用了多少年？意思是說，牆建立起來後，即使越來越高，能不能擋住資本主義，要用多少年才能最終阻斷資本主義。其實即使在當時，問題就很多。東西柏林之間是割不斷的。親屬關係割不斷，傳統關係也是割不斷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很快，西德拒絕支付戰爭賠款。整個二戰賠款的98%，是由東德支付的，我們負擔極大。蘇聯駐紮在民主德國的軍隊，也由我們來供給，花費很高，這是有統計的。所以，實際上我們老是跑在西方的後邊。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東西德在經濟發展上差距並不大。我們的建設在某些方麵搞得不錯，比如醫療，教育都搞得不錯。如果從世界冷戰的角度看，民德的存在，是世界沒有發生大戰的重要因素。我們做了很多實質性的事情，來反對大戰，阻止世界大戰的發生。

大使下麵的陳說，使我有些驚異。他說：我們犯了很多錯誤。總結這些錯誤，可以做兩個小時的報告。但有一個事情我要說，就是如果我們沒犯錯誤，我們也隻能失敗。這是一個不能否認的問題。現在我們同誌中有一個討論，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到底在哪裏？有的人說，是外國的壓力；有的說，是外國的影響；但也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內部的。我認為，對民主德國來說，歸結為內部原因是不符合實際的。如果籠統地說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是以內部原因為主，是說得通的。但如果說東德，即使我們一個錯誤也不犯，它也會失敗。其中的道理就是，如果當時民主德國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在沒有蘇聯幫助和日益強大的西方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沒有石油，沒有華沙條約國的經濟互助，我們就變成了孤島。另外，蘇聯軍隊駐紮在我們這裏，他們會采取什麽行動，也是個未知數。這樣，我們在東西兩邊的壓力下，變成了一個三明治。當然，我們黨也犯了錯誤。第一，黨當時是被動的，昂納克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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