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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參加工作，新領導人也是被動的，不能堅持原來的路線。於是我們失敗就成了注定的了。可惜的是，失敗的樣子非常難看。1989年的時候，我們好多同誌上街遊行，他們是好同誌，卻沒有人說要保衛社會主義。在德國曆史上，有在戰鬥中犧牲被視為光榮的傳統。德國人認為，投降是醜惡的。可見，不鬥爭不行。但是我們的確沒有辦法。當時很多人還有幻想，以為我們隻要把過去好的東西保留起來，再允許去西班牙旅遊（按，指自由的出國旅遊），吃到香蕉（按，原來在民主德國時香蕉是配給的），這樣東西方統一起來也好。可他們現在覺得不是那麽回事了。香蕉有了，但工作卻丟了。提起這些事情很多人心情不好。可是，我要問一句，在1989年時，你們這些人又都幹什麽去了？
講到這裏，大使顯然有些激動。可以看出，他的內心有著不可回避的矛盾。他惋惜社會主義在東德的失敗；惋惜曾經努力工作而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惋惜整個社會主義的大廈，在那個深秋以無可挽回的頹勢發生傾覆。這些曆史事件觸摸起來，是冷冰冰的，可卻是事實。我之所以說大使是個有堅定社會主義信仰的人，就是從他這些敘述中真切體驗到的。不管他同他的同誌們有多少爭論，也不管他在這些爭論中是否處於少數，他的表達幾乎沒有閃爍，一律是堅定的內心反響。正如他對中國黨的評價，既是積極正麵的，又有擔憂。比如，他在說到黨風問題時，就一再援引東歐的例子，指出黨脫離群眾，是共產黨執政中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要壞大事。從一個經曆劇變的老共產黨員的角度說，其警醒意味，可謂深長。大使由此講到了一種失敗的社會主義的恥辱——柏林牆。他說，在柏林，西方人故意把它留著，放到柏林的兩個地方，供人們參觀，實際是給人們上課。再一個是監獄，他們現在把它改成一個博物館，展示東德關押犯人的“罪惡”。實際也是給遊客們上課。但這是妖魔化民主德國，有很多根本不是事實。事情並不像他們講得那樣壞。但我們現在沒有了說話的地方，自然隻能讓他們去說、去展示。一個黨丟掉自己的意識形態陣地，非常危險。
在柏林住了一段時間後，我看見特意到柏林牆舊址憑吊的人的確很多。我本人也多次到“查理檢查站”和“東部畫廊”那裏“訪舊”。可能，一般遊客的直接反應，看到的的確不是美麗，而是醜陋、委瑣和厭惡。但作為曆史學者，牆顯然是印記，是憑證，是思考。在這道水泥建築旁，我必須詰問：為什麽人們當時建造它？牆被建起來後，東西部的德國人和世界是什麽反應？為什麽這道鋼筋水泥牆被塗上那麽多恐懼色彩卻又維持了那麽長時間？最後，由於什麽使它最終倒了下來？這樣一路問去，這灰暗的水泥牆，就不再簡單地是一道被詛咒象征了。為了說明我的觀察，我寫了《柏林牆與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這篇文章，試圖講一些具有價值的故事給人聽。我給大使敘述過我的立意。他是基本讚同的。
後來，在旅居柏林期間，我又見了大使幾次，都交談甚歡。特別是，大使幫我聯係到艾岡?克倫茨——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當時共產黨世界中最年輕的一把手。10月的一天，我們三人在柏林一個小會議室裏談了一下午，真使我大開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回國後，大使仍同我書信往來，不時問我一些中國的情況。他特別關心中國的改革，關心公有製企業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等一些“關鍵性”問題。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送給他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翻譯成了德文。今年3月，我們又在柏林一個研討會上見麵。他帶給我的禮物，就是《中國共產黨簡史》德文本。他臉膛紅潤，閃著健康的微笑。我猜想，他一定無時不在自己的思考中汲取著堅持理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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