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斯教授一夕談(5/5)

使這些德國的老共產黨人透徹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正確看待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由特殊國情所引申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有著一定困難。除非，他們能深入近代中國曆史和懂得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發展，否則，對起話來，總有一層隔膜。但我認為，彼德斯教授還是點到了問題的根本，這就是，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之上，憑著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主觀意誌，是建立不起真正社會主義的。

談話接近尾聲，我本想莊重地感謝教授一下並告辭，不想，教授這時卻隨意講起另一個我感興趣的故事。教授說，在1968年至1975年他任職民德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時，奧托?布勞恩，也就是在中國非常著名的李德，曾在他領導下工作。教授說，李德多次同他回憶起在中國工作的情況。李德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到中國。在離開蘇聯前，得知王明對斯大林說，中國的革命形勢很好，蘇維埃根據地很壯大。但李德到了上海，在仔細研究了中國的革命形勢和紅色根據地的狀況後，否定了王明的這個說法。他向共產國際如實匯報說，中國的蘇維埃根據地沒有那麽大、那麽多，形勢也很嚴峻。事實上，李德是第一個實事求是地評價中國革命的人。李德曾坦白地回憶，那時在他的思想裏，蘇聯是最重要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他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戰爭，不應該把蘇聯卷進來，兩者要分開。如果把蘇聯卷進來，那對蘇聯將很危險。教授說，李德這是針對你們黨內當時希望轉向北方背靠蘇聯戰略提出的觀點。從共產國際的立場說，李德也似乎有他充分的道理。教授的介紹，使我多了一層對曆史的感悟。其實，我們習慣於從自己立場出發思考問題。在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比較單向度地研究曆史現象。如果我們了解了李德上述這樣一個出發點，那對他當時如此固執地處理根據地政治軍事問題，就會多了一個解。好在共產國際的曆史檔案，正大量被譯成中文出版，許多曆史真相都逐漸顯露出來，這對李德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曆史的研究，必然是個很大的推進。教授告訴我，李德人很聰明，工作極其認真負責。他一直工作到七十多歲才退休。他去世時，統一社會黨的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了葬禮，規格很高。大家都為這樣一個老革命家的離去表示真誠哀悼。

到了和教授告別的時候。我們像所有一見如故的老朋友那樣，依依惜別。後來，我們十分頻繁地通過互聯網書寫信件，交換看法。北京奧運會期間，彼德斯教授來信表示最誠摯的祝賀。當然，他也不斷地要我提供最新的中國經濟發展數字，以充實他對中國的研究。前不久，他的一部關於中國革命的書出版了，據說引起了德國左翼人士的熱烈討論。

祝福彼德斯教授，祝福我在德國結識的這位老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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