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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前麵那八本工人運動曆史的。當然它要比八卷本對黨的曆史寫得更清楚。還有就是,八卷本隻寫到六十年代,而四卷本寫到了八十年代。我們現在隻出了這第一本,是1980年代出版的。今天我帶來了後邊沒有出的後三卷的打印稿。它們已經編寫完成,每一卷都附有審定時的評論。
教授告訴我,民主德國時期黨史的寫作者,主要來自民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這個研究院除編寫黨史以外,還負責翻譯經典著作和保管黨的曆史檔案。這個研究院的功能頗有點類似你所在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當時東德還建立了一個研究委員會,由高級黨校和各個大學的人組成,教授本人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領導民主德國的曆史研究。教授說,現在這部統一社會黨曆史的第一卷,是由高級黨校的一位教授撰寫的。第二卷即關於法西斯主義統治時期黨的曆史,也是由高級黨校的教授撰寫的。他們寫完後,稿子分送給黨校和其他人征求意見。當時討論得比較多的問題是,不能把黨的決議寫得太多,要寫總的發展情況,而不是隻寫黨的文件。要寫別人愛看的東西。當時討論比較多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曆史書寫中應提誰的名字和在什麽地方或什麽時間提他的名字。這個問題很不簡單。
教授說,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是關於對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解問題。因此作者中要有人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在寫作中,作者提出了許多關於如何在曆史演進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曆史定位問題。比如關於對《共產黨宣言》這部巨著的曆史闡釋,隻能寫馬克思當時了解到的情況,即他當時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而不能把後來他在《資本論》中談到的觀點,提前到《共產黨宣言》那裏去。要從《共產黨宣言》開始,解釋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發展到《資本論》的脈絡過程。
教授指出,再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德國統一社會黨和蘇聯共產黨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的內涵主要有兩點:一是在八卷本的寫作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從1937年以後,我們德國共產黨的一些同誌在蘇聯遭受到迫害。對此,黨內的同誌當然大都是了解的。但問題是,我們既要寫這段曆史,又不能影響我們同蘇聯的關係。那個八卷本是由烏布利希領導寫作的。他當時想了一個主意,就是通過寫一個曆史副本,來記錄這些受迫害的德共黨員的名字,由此處理這個棘手問題。這個曆史副本寫上了所能搜集到的在蘇聯遭受迫害的德國共產黨員的名字,他們在蘇聯或者未經審判或幹脆失蹤,不知下落。對這些同誌,我們當然不能忘記,要寫在曆史上。
教授說,但現在的四卷本沒有采取這個辦法。它是在行文中直接提到這些人的名字的。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們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哈格爾同誌,特地把我和中央黨校的另一個教授找去,要我們提供一個所有在蘇聯遭受迫害、暗殺和失蹤人員的詳細名單給他。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有這樣一個觀點,德國統一社會黨不應該在別人之後再公布這些受迫害人的名字。我們有責任把這些人的名單搜集起來。但是,要搜集名單,就需要查看蘇聯檔案。當時我們曾向哈格爾建議,是否可以建立一個人更多的小組來做這件事情。哈格爾說,不,就由你們兩個人來做。因為人一多,可能就把許多模糊的東西省略掉了。他說,等你們把名單搞好,就由你們和我還有昂納克幾個人一起,研究這個名單,並把它報告給黨中央和政治局。教授說,哈格爾的這個意見,可以看作是對高級黨校的一個信任。
教授坦率地說,因為有了這樣的計劃,黨中央曾同蘇聯談判,希望他們給我們提供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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