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迪克曼教授談黨史(3/6)

。戈爾巴喬夫雖然提了“公開性”，但他沒有給我們檔案。當時這件事是由昂納克和哈格爾兩個人負責，可見規格很高，用意也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指示我們認真列出這個名單，是因為這牽扯到我們黨的五百多個幹部。可以說，他們兩人當時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向黨內持懷疑態度的人證明，確實發生過這樣的事；第二向戈爾巴喬夫施加壓力。你不是要搞“公開性”嗎？這是有危險的。一個黨如果沒有一個有根據的名單，它就沒有講話的權利。這的確是個敏感的問題。這是我所知道的寫這本書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黨史寫作過程中提出，要改變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這也涉及到蘇聯共產黨的曆史問題。1988年時，民德和中國黨的兩黨關係已經恢複。因此，不能不提出過去兩黨關係應如何評價的問題。我們已經認識到，不能完全按照黨的領導人過去的說法，來寫兩黨的曆史關係。

聽了迪克曼教授的闡述，我懂得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史正本”撰寫中遇到的“難題”。其實，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書寫自己黨史“正本”時，都繞不過同樣的問題，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與蘇聯的曆史瓜葛，以及蘇聯對這種瓜葛的態度，不能不影響後者的曆史思維和文字表述。甚至，在曆史瓜葛長期無法澄清的窘況下，東歐執政黨不得不麵對政治合法性的挑戰。例如，波蘭的“卡廷森林案”長期不能澄清，即使大量證據已經指認，是蘇聯處死了那些波蘭軍官，波黨又多次要求蘇方承認其事的情況下，蘇方仍加以拖延。波蘭國內的反對派抓住這個說辭，在國內爭取民眾輿論，給波黨政治合法性帶來巨大衝擊。當葉利欽最終拿出檔案，承認“卡廷森林案”是蘇聯所為時，已為時太晚了。波黨在反對派的“轟擊”之下，已氣息奄奄，很快即失去了自己的執政地位。事實上，如果沒有在東歐生活的經曆，人們是很難體會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和威懾力的。1989年以前，如果失去蘇聯在政治、經濟、軍事和輿論上的支持，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東歐國家很難存活。由此我們可以想象，東德黨在自己曆史編纂上的這些考慮，應該算是很有獨立性的一個努力了。但即使如此，他們也必須顧及蘇聯的看法，看蘇聯的臉色，從而將問題處理得相當委婉。記得胡繩先生曾在一篇重要論文中指出，如果中國黨在五十年代不是有意識地從蘇聯的影響下脫離開，提倡走自己的路，那中國也會同東歐國家的命運一樣，在八十年代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動亂中，走向失敗。這個話非常具有曆史哲學味道。不談政治、經濟等這些大的方麵，僅僅看東歐國家寫自己黨曆史時的顧忌，就可以體會個中艱澀了。正如教授承認的那樣，東德的黨史雖不需經過蘇共中央的批準，但統一社會黨中央還是很注意，有意不寫那些影響同蘇聯關係的東西。即使如此，蘇聯人仍可能對有些寫法不滿意。

在迪克曼教授講述了德國統一社會黨曆史編撰的過程後，我也介紹了中共黨史的寫作情況。教授接著我的話題說，正如你剛才介紹的你們中共黨史的編寫情況一樣，我們的黨史也是由黨中央組織並由中央批準的。因此，我們的黨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曆史材料，它同學者自己隨便寫的黨史不一樣。教授說，當然，經過了二十年，我們現在的評價也會有變化。我們會重新看待和思考一些問題。但總的看法沒有改變。我們反思的東西，主要是有關我們黨的經濟政策和思想教育方麵的某些東西。

教授指出，應該說，德國工人運動是具有特殊傳統的。在德國工人運動的思想鬥爭中，曆史評判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很早就有曆史書，比如梅林就寫過德國工人運動的曆史。另一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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